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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受众分析

2008年10月  作者:陈瑶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责任编辑:tvrkthh0147
简介:   [摘要]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是传播学研究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研究学派,由其确立的研究传统,不仅给英国本土带来了无限生机,其与传统传播学研究完全不同的主旨与研究方法,更是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另一片天。 ...
内容:

   [摘要]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是传播学研究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研究学派,由其确立的研究传统,不仅给英国本土带来了无限生机,其与传统传播学研究完全不同的主旨与研究方法,更是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另一片天。而受众研究,则是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块重要的组成部分,纵观受众研究的历史,“文化研究”学派所开创的“社会文化性”受众研究,更是在受众研究领域内逐渐得到重视。文化研究学派不仅仅是将“受众”作为其研究对象,而“社会文化性”受众研究也不单单指此学派的研究成果。本文即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形成着眼,对其所开创的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受众研究进行探讨。

  [关键词] 文化研究 受众研究 传播学

  英国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cuail)将大众传播学的受众研究传统、也即受众研究的不同关照视野,分为三大类,分别冠以“结构性”(structural)、“行为性”(behavioral)和“社会文化类”(sociocultural)受众研究之名。[1]“结构性”受众研究是以社会学理论为背景,是站在媒介工业管理的角度来获得有关受众规模、媒介接触、到达率等一系列量化信息,目的是为媒介工业提供可靠的测评数据。“行为性”受众研究遵循的是社会心理模式,通过考察受众外在行为,描述受众经验,从而解释媒介影响,预测受众的行为动机和传播效果,目的是为了改进和强化传播效果。在这里,“受众被视为多多少少具有一定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媒介使用者和消费者”。[2]而“文化性”受众研究则以文化研究及接受分析为背景,旨在理解受众说接受内容的意义及其在语境中的应用,在这种研究视野关照下的受众,成为最具主动性与选择性的一群,认为“受众对于大众媒介所提供的支配性和霸权性意义,具有抵抗和颠覆的力量”。[3]

  这三种研究传统,也是受众研究的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者不同的立场,即采取的不同视角,催生出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产生于二三十年代的前两者研究传统是站在媒介工业需求的角度来看待受众的,为“主流的”受众研究所采用。而盛行于八十年代的 “社会文化性”受众研究则站在了受众一方,尝试用他们的视角看问题。

  可以看出,随着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受众变得越来越主动,传统意义上的“受众”也变得越来越难以为大众媒介所“操控”。而对于媒介工业来说,争取更大规模的受众应该一直是其所怀抱的梦,即使在受众研究“由‘受众控制’ 向‘受众自治’方向迁移、从传播者视角向受众视角转变”[4]的今天。虽然这样的趋势显而易见,受众研究仍然出现了无法规避的多重视角,然而,媒介工业的 “梦想”仍不会改变,对于研究者来说,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意味着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本文的中心――“文化性”受众研究虽然是站在了受众的立场上,但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对于媒介工业,甚至整个社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本文将对此研究传统做一探讨。

  一. 背景――社会与研究者自身的互动

  任何社会现象的出现都离不开其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如果说“结构性”与“行为性”受众研究传统来源于媒介工业的需要,那么“文化性”受众研究同样也又自身在发生学上的背景。我们说的“文化性”受众研究传统主要由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 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al Studies)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学派所开创,此学派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汲取了多方面的思想与理论资源,确立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传媒技术将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带入了欧美社会,并在社会中广泛流行开来,使得社会日益趋同,因此,有人便认为,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与意识形态与所谓的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将要来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便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

  其代表人物大都出生于工人阶级,他们试图通过自身对受众的研究来帮助工人阶级认清自身的状况,不至于被媒介工业文化政治所营造出来的幻想所蒙蔽。

  那时,西方社会中发生着深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变迁,原来赤裸裸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战后的富裕社会里,越来越蒙上一层色彩斑斓的“文化”面纱。[5]文化与文化研究成了热门,这是一个文化主义盛行的年代。因此,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深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们,开始寻找一种抛弃传统效果理论的、为工人阶级“正名”的途径。

  二.理论溯源――集大成的成果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 Hall),在追溯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思想根源时,不仅谈到英国本土“鼻祖” 郝哥特(Richard Hogard)、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姆逊(E. P. 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6]

  1.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实践者

  政治参与对于文化研究学派来说几乎是天生即具有的冲动,这应当是缘于其学派大多数成员都来自于工人阶级出身,而在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且相对稳定的社会中,他们的出身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因此,利用媒介文化来“解放”自己,“解放”被资本主义文化工业说蒙蔽的工人阶级,在和平时期显得尤为重要。这样一种文化“抗争”,从霍尔(Stuart Hall)所致力于重新挖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开始,19世纪的“意识形态”,被视为“一组观念,这组观念源自某些特定的物质利益,或者,广义而言,这一组观念源自于特定的阶级或群体”,[7]“一种意识形态可能被认定为正确、先进,以便对抗其他的意识形态。”[8]。而马克思笔下的“意识形态”更多的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大张旗鼓的年代里,社会中所谓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又是如何来囊括全社会包括被统治阶级所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个看似和平的年代里,大众传媒显然扮演着意识形态的斗争武器,寻找、探讨大众传媒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理所应当成为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同样,相应的,在这样一种原动力的驱使下,普罗大众被提上研究议程,他们发现,处于资本主义“烟雾弹”中的工人阶级,则在有意无意间抵制着资本主义的文化策略。这样,“斗争”――成为文化研究笔下的受众研究的核心。

  2.传播批判理论的“另一面”

  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早期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与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所持有的态度。作为广义的批判学派之一,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相类似,其理论根基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都具备无庸置疑的批判立场。然而,两者的批判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法兰克福学派通常被认为是批判理论的始作俑者,而文化研究学派则被视为传播批判理论的重镇。[9]前者站在文化精英的立场上,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包括媒介文化生产)对大众意识的控制,认为媒介工业不过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控制大众的工具,相应的,其笔下的大众则成为一群“乌合之众”,无视甚至蔑视大众流行文化,因此,大众对文化的积极反应被忽略掉了。而与之相对,文化研究学派则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上,开始关注受众在媒介文化中的能动力量。“他们不只是固执知识分子立场,抨击资本主义文化控制,而且同时站在民间社会的立场,去发现民众参与对话时所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10]如果说文化研究学派对批判理论有所继承的话,其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即站在处于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下的普罗大众一方,为其救赎与正言,是批判理论对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的最大贡献。

  3.符号学方法的运用者

  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符号学派对文化研究学派有直接的影响关系。符号学派“侧重于研究意义的产生和交换、文本在文化中的地位,它将传播视为一种产生意义的互动行为”[11]。在这样一种互动行为中,传受双方都是平等的,换言之,受众的地位在这里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这恰好符合文化研究学派的宗旨―― 为大众说话。这样,文化研究学派对于受众的分析也围绕着“媒介文本”与“受众解读”展开。霍尔(Staurt Hall)在其名文《编码/解码》中以符号学、语义学为方法架构来对媒介文化进行研究,认为受众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文本做出阐释,由于受众的文化背景、社会关系都不尽相同,所得出的阐释也可能大相径庭。进而提出受众面对媒介编码时的三种解码模式:一种是:“统治/霸权”的方式,即解码者完全认同和接受制码者的意图;二是某种谈判的方式,在认同中亦有抗拒的因素;三是一种颠覆性的读解,在旧的、预设的意义之中产生全新的意义。[12]而莫利(David Morley)的研究则是符号学与社会学结合的经典之作。莫利认为,意义产生的过程是依赖于电视信息的内在结构(符号学)和观众的文化背景(社会学),通过不同的解码
策略,文本的倾向性意义可被受众的文化解码阅读策略所抵制。[13]

  如果说霍尔的研究“发现”了受众面对媒介文本的不同解读模式,“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14],那么其后的研究(例如莫利)则是在其基础上,更为强调受众的能动性与积极性,前所未有的提高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
   三.受众研究——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斯图亚特·霍尔(Staurt Hall)是受众研究的“文化性”研究传统的奠基式人物。他不仅使符号学与文化霸权理论贯穿于自身的电视编码/解码理论中,而且改变了传统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播的线性理解,发现了产生“意义”的受众,并将其纳入大众传播体系中。可以说,霍尔的研究成为之后的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行为,即受众研究的文化研究的理论背景,开启了文化研究关照下的受众分析的一片天地。

  1.戴维·莫利:电视观众的民族志研究

  以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为基础,莫利提出了一种对电视观众的阐释能力和收看语境的分析。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举国上下〉的观众》与《家庭电视》,集中运用霍尔的受众解码模式对电视观众进行民族志研究。

  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方法源自于文化人类学中的研究方法,此方法要求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fieldwork),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讲究“参与式”的观察,侧重于对研究过程的真实、原始记录。最后以“深描”来掌握社会与文化现象。运用到媒介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即是“考察观众、读者和听众对媒体的反应――他们如何解读所收到的‘信息’;如何表达他们对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的赞同或反对,并营造自我,想像其他现实;他们又如何围绕媒体组织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15]

  莫利首次采用民族志方法对当时流行的BBC晚间时事节目《举国上下》的观众进行研究,他根据教育、职业等人口学变项将受访者分成29组,又根据霍尔的三种解码方式说,将受访者分为三类,分别研究影响其解读方式的因素。主要采取了团体情境下的重点访谈,主要想了解不同受众面对媒介文本的解码策略将如何决定受众的解读。结果发现,虽然客观的人口学变项(如年龄、性别、种族及阶级等)都会影响受众的解读,但不能简单将解码的因素归结为社会变项。“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16]。《举国上下》的“意义”,即是文本提供的倾向式阅读和受众所拥有的文化倾向的产物。

  如果说莫利对于《举国上下》节目受众的研究仅仅是在探求受众在接受媒介文本时所拥有的特定文化背景,那么在这之后的《家庭电视》的研究则转向了另一重要因素——受众接受文本时的语境。早期调查研究更多的是在一个“非自然”环境中进行,脱离了日常的收看语境,于是莫利决定在调查对象的家中进行调查采访。相对于《举国上下》观众的研究,这次研究被认为是“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重点考察家庭生活中权力的运作(尤其是性别)对电视收视实践的影响。”[17]。通过这样的参与观察与访谈,莫利勾勒出不同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上的不同点,男性将家庭作为休闲之地,而女性则把家庭作为工作场所,其收看电视的欲望不得不在负罪感和责任感等多种感情之间权衡。这种性别上的区别构建出了家庭环境,以及收视行为上的不同特点。这种性别化构建,成为莫利《家庭电视》研究中的一大新的聚点。

  由此看来,受众研究的文化研究传统的基点到此已基本确立,以霍尔理论为基础,莫利开启了媒介受众的符号学与社会学分析,努力挖掘受众解读文本的复杂性与创造性,成为接下来的文化研究者们不遗余力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在这一点上,之后另一位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似乎更为激进,他将受众的主动性发挥到了极致。

  2.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与“生产性受众”

  与戴维·莫利类似,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也试图在霍尔编码/解码基础上发展一种大众文化理论。所不同的是,费斯克更为明确的提出普罗大众所拥有的文化特性——大众文化,在其笔下,“生产性”受众的媒介文化消费更为畅快。通过其研究,大众文化登上了学术“大雅之堂”,这种大众文化恰恰是由民众所创造的,而并非文化工业。

  作为后期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费斯克深受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氛围的影响。那时的文化研究领域,已不再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而逐渐接受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的抵制理论对其影响颇深。其认为,作为“弱者”的大众可以通过消费行为来抵制权力机构对他们的限制,通过解读行为来直接控制的策略。因此,费斯克摒弃了受众“倾向式阅读”的可能,主要是放在“由受众在进行协商式和对抗式解读行为中所采取的创造性工作上”[18]。

  他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对通俗报刊的理解,对麦当娜、电脑游戏等流行文化现象的审视等等。通过一系列对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费斯克逐渐发展出一种“生产性”受众观,他认为,“大众(the people)、大众的(popular)、大众力量(the popular forces)是一组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受众在这种精密的社会关系中穿梭时产生了‘游牧式的主体性’,并根据当下的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进入不同的大众层理”,受众是“以主动的行动者(agents),而非屈从式主体的方式,在各种社会范畴间穿梭往来的”[19]。受众能够按照自己的经验来解读文本,并生产出自己的意义,能够“在已有的文化知识与文本之间建立联系”[20]。
不仅如此,受众不只是在做着抵制性的解读,而是在生产意义的同时获得快感。这种“快感”理论,类似于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理论”,在巴赫金看来:“狂欢节弹冠相庆的是暂时的解放,即从占统治地位的真理与既定的秩序中脱身的解放,它标志着对所有的等级地位、一切特权、规范以及禁律的悬置。”[21]“狂欢”实际上意味着解放,意味着某种意义上来说最为民主的形式,因此,受众的解读——乃至于其文化消费,都是在有意无意的进行着自由的、给自己带来快感的“狂欢”。

  不难看出,在费斯克的理解中,“生产性受众”的理论完完全全颠覆了传统效果理论中的“传者中心论”模式,在这里,受众不仅仅和传者一起站在了平等的传受关系的两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受众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虽然在这之前,“传者中心论”已呈现逐渐消解的趋势,但相比费斯克,之前的“受众观”似乎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在这里,“受众中心论”被发挥到了极致。

  3.伊恩·昂:女性、肥皂剧与大众文化

  对于女性与肥皂剧的关系的经典研究是伊恩·昂(Ien Ang)(1985)的美国系列剧《达拉斯》(Dallas)的研究。昂在荷兰一家女性杂志上刊登广告,说她喜欢看《达拉斯》,但总是得到一些古怪的反应,希望读者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她,为什么喜欢?或者为什么不喜欢?结果洪美恩得到四十二封回信,反应从喜欢到不喜欢直到讨厌,各不相同。《看〈达拉斯〉:肥皂剧和情节剧想象》就是对这四十二位观众(其中三十九位是女性)来信的分析。

  对于《达拉斯》,昂认为,“《达拉斯》提供了叙事的多重性——象征性的虚构了一个围绕着家庭的社区概念,作为一部情节剧,《达拉斯》象征了一种昂所说的在建构家庭生活时的情感的悲剧性建构”。[21]也就是说,在《达拉斯》所营造的极富现实性的世界中,观众们带着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反感,却在其中通过文本的 “悲剧性建构”来获得快感。《达拉斯》带给受众的,简而言之就是快感,或者说快感消费。

  4.詹尼斯·拉德威:浪漫小说与女性主义

  如果说文化研究传统下的受众研究大都以“电视”为其主要的研究媒介,那么詹尼斯·拉德威(Janice Radway)关于家庭中的女性消费浪漫小说的研究,则是为数不多的关注印刷媒介的研究。拉德威运用民族志德方法研究俄亥俄州史密斯镇的一个女性小组的阅读模式,成果结成其著作《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流行文学》(Reading the Romance:Women,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1987)。

  在家庭环境中,家务和家庭生活的压力最为紧迫,而拉德威却发现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表达了一种反抗的姿态”。 [22]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往往被教化成为有教养的、生儿育女的标准的妻子、母亲形象,而阅读浪漫小说,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抽身而出,乌托邦式的幻想小说中的浪漫情境,成为女性降低自身负罪感、反抗父权制,进而重建性别主体的手段。

  由此看来,从霍尔开启的对文本威力的质疑,到转向研究受众生活情境中的媒介消费,由文化研究传统带来的受众研究主要是从受众的日常生活情境出发,运用符号学、民族志等研究方法,重在理解媒介文本与受众解读的关系,不论是平实的“深描”受众的解读意义,还是激进的“赞颂”受众在解读文本时的反抗精神,都是从受众的角度,来真正理解受众自身,关心他们来如何使用媒介。除了上述的几项经典研究之外,还有大量诸如此类的研究,如:詹姆斯·劳尔(James Lull)的《电视的社会使用》(The social uses of television)(1980);多罗斯·霍布森(Dorothy Hobson)的民族志研究《家庭主妇与大众传媒》(Housewives and the mass media)(1980);安·葛蕾(Ann Gray)(1992)考察的女性与家庭录像技术的关系,等等。
   四.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受众”

  1.受众——多重身份的综合体

  不难看出,不论是大众传播过程简单线性模式中的“接受者”(receiver),还是今天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受众”(audience),这一术语都很难为其定义仍然是一个抽象的、众说纷纭的概念,而其所指称的,现实生活中的“受众”则更为多种多样,且不断变化。

  或许,如果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受众”这一类人,或许并不存在,至少,我们可以这一秒是媒介的受众,而下一秒闭上眼睛,成为一个孤独的思考者……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受众”这一术语,仅仅是媒介及其研究者们为自身研究方便而“创造”出来的。然而,大众传播对这一术语的需要已不言而喻,其需要“受众”来与那些和大众媒介相关的人们发生联系。

  在文化研究传统的关照下,受众研究领域无疑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这些与大众媒介相联系的人们——即受众,在文化研究中成为了具有多重身份的综合体。

  作为解读者 首先,受众是作为“主动”的解读者生存在媒介环境中的,由霍尔开创的“文化性”受众研究奠定了受众的主动的地位,他们不再是传统效果研究中的被动的、靶子式的接受者,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主动解读者。作为大众传播过程的另一端,受众与传播者从此拥有了平等的地位。虽然媒介文本为其提供了特定的解读方式,但现实生活中的受众并不一定接受,他们可以接受,可以保留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全盘否定。作为主动的解码者,受众可以在消费媒介文本的过程中读出多种多样的意义来。

  作为创造者 既然受众是社会关系中的主动解读者,那么在解读了媒介文本之后,紧接着,受众完完全全可以创造出新的意义来。虽然媒介文化为受众作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但意义主权是掌握在受众手中的,在面对形形色色的媒介文本时,尽管媒介运用着各种各样无法招架的控制策略,受众仍然能根据自身的社会经验,创造出与媒介的预设迥然相异的意义来。这样,受众创造出一系列与自身相关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这种文化类型由普罗大众所创造,而并非文化工业。

  作为反抗者 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了某种“斗争性”,关注的是媒介领域内的“权力斗争”,可以看出,受众的“主动性”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不断的得到提升,在费斯克的“生产性受众”的研究中达到顶峰。在这里,受众不仅作为文本的解读者,意义主权的掌握者,文化的创造者,而且是文化工业的反抗者,他们通过自身对文化工业的消费,在有意无意间抵制着权力机构对他们的控制,虽然作为“弱者”,但其无疑具备着勿庸置疑的反抗精神。

  2.无法真正“主动”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视野的关照下,虽然受众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并且可以作为权力的“反抗者”昭示天下,对普通大众来说,这些研究无疑是一声无比畅快的喊叫。可是,仔细审视身边的受众,就连费斯克也是一位无可救药的大众文化消费者,受众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主动”到与其对立一面相斗争?也许,当你一面批判着一些所谓“低俗的”的娱乐文本时,一面同时也被这些文本吸引其中,或许什么是真正的“主动”依然无法理清,或许,受众一直以来都不是被动的,但也从来都不是主动到何等地步。

  与其说受众“变得”主动,或是受众研究向“受众本体”[23]这个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社会实践形态发展,不如说是社会与媒介的变迁让受众的主动反馈得以让传播者所知晓,推而广之,受众同样也逐渐为媒介研究者们所知晓。“受众—传播者的关系是在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更大的制度性框架内被讨论、处理和界定的”[24]。

  这样,受众的反馈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为媒介所知,于是,大众媒介为了实现“重视受众反馈”的承诺,有的改变自己的初衷,有的在受众面前发表各种各样貌似“以受众需求为己任”的声明,更多的,在受众的形形色色的诸多反馈面前变得无所适从,只好在媒介文本中设置越来越频繁且花样繁多的“受众参与”环节,最终的结果也许只能落在受众又一次被无可救药的“控制”在大众媒介跟前,而对于传播过程另一端的大众媒介传播者来说,市场盛行的大众化标准——使得受众的个人反馈被忽视,他们只有在电视机面前进行再个人化不过的讨论,甚至近似于“发牢骚”的议论,即使这样的讨论由于愈加普遍化的反馈途径,而被传播者所知晓,但其拥护的“大众化标准”仍不可撼动,作为信息传播者的大众媒介,相比对原本就无法统一的、各式各样的受众意见斤斤计较,也许只能以“大众的”的泛化似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媒介行为。

  然而,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其关注对象仍然是普通大众,仍然是站在受众的立场上真正去理解受众的感受,单就其这一点来说,本身就已难能可贵。何况文化研究传统已经开启了受众研究,乃至媒介研究的另一片广阔的天空。


注释:
[1][2][3][4[23][24]丹尼斯·麦奎尔,《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06年版,P23,P26,P28,P14,P108,P137
[5]赵斌,《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中华传媒网,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xsjd_view.jsp·id=2899
[6]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收入R. Collins等编辑的Media, Culture &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London: Sage 1986),转引自赵斌,《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xsjd_view.jsp·id= 2899
[7][8]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P221,P222
[9]杨击,《理论与经验:介入大众文化的两种路径[1]——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比较研究》,中华传媒网,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xsjd_view.jsp·id=4927
[10]陈晓明,《文化研究: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26页
[11]华荣祥,徐丽萍,《大众传播学受众研究的文化途径》[J],《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0年4月,第31卷第2期,P108
[12]张颐武,《文化研究与大众传播》[J],现代传播,1996年第2期
[13][18][21]Nick Stevenson, 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M], 2n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79,P94,P104
[14]蔡骐,谢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J],《新闻大学》,2004年夏,P28
[15]萨拉.迪基,《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人类学的趋势》[M],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 P236
[16]David Morley 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M],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P184,转引自蔡骐,《文化研究学派与电视研究》[J],香港《中國傳媒報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4年第4期
[17]蔡骐,《文化研究学派与电视研究》[J],香港《中國傳媒報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4年第4期
[19][21]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P30,P99
[20]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204
[22]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著,吴靖,黄佩译,《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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