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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代女新闻发言人——龚澎

2018年06月  作者:张菂  来源:中外书摘  责任编辑:xwywck
简介:   中共首位新闻发言人是位女性,而且还是一位天生丽质的美女。《中外书摘》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珍闻。   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名叫龚澎,出生于1914年,安徽合肥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 ...
内容:

 

 

  中共首位新闻发言人是位女性,而且还是一位天生丽质的美女。《中外书摘》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珍闻。

  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名叫龚澎,出生于1914年,安徽合肥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据说,在燕大读书时,龚澎即有“校花”美誉。后来,她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建国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她是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1943年与乔冠华结婚,被毛泽东赞誉为“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新闻发言人

  乔冠华和龚澎

  据披露,这位“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家庭出身也非常显赫。其父龚镇洲(原名龚振鹏),早年加入同盟会,系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曾出任过陆军第三十五旅(时有“铁血军”之称)旅长,有“铁血大将军”之称。母亲徐文也颇有文墨,并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她是洋务运动的先驱者徐雨生的女儿、著名革命党人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

  1943年11月,她和乔冠华这对投身革命的“佳人”、“才子”,由相识、相知而相爱,缔结了良缘。

新闻发言人

  1964年1月21日至26日,周恩来总理应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的邀请访问几内亚。图为随同周总理访问的龚澎和几内亚朋友在一起。1964年1月龚澎访问亚非欧14国,与非洲妇女在一起。

  “在这个充斥着附和者和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  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哈佛大学已故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回忆龚澎。1943年,费正清和龚澎结识,此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历程。

  “重庆六年是我母亲事业走向高潮的时期。”龚澎的女儿乔松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于近日出版了《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此前她花费8年时光,查阅包括外交部开放档案在内的大量史料,采访近50位当事人,其中5位在书出版时已经故去。

  在外交事业上,龚澎与乔冠华同样才华洋溢,但是已逐渐不被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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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龚澎和毛泽东、斯诺在重庆。

  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人

  “一个成功的女人身后有三个重要的人:好父亲、好导师、好丈夫,我母亲这三项都具备了。”乔松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龚澎的父亲龚镇洲追随孙中山,周总理称颂他“有德有年,功在民国”。

  龚澎初上中学,曾一度信奉基督教,但很快转变为学校里出名的异教徒。1933年,龚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作为“敢死队员”,亲历一二·九运动。她曾有机会看到即将问世的《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打字原稿,并第一个翻译传播了其中的精彩章节。女儿乔松都后来在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中看到了龚澎和大姨龚普生:“她们和参加学生运动的几位同学站在一起,尽管打着伞,我还是认出了她们年轻的身影。”包括龚澎在内,很多当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奔赴了延安。

  “我母亲是一代理想主义者的代表。”乔松都说。1938年底,龚澎到达解放区,在华北农村,过着游击队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生活。费正清描述:“她同农村妇女共事,与她们同甘共苦,头上身上也长满了虱子。”乔松都告诉记者,对于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有没有这段经历大不一样。

  在太行山总部,龚澎做过彭德怀、朱德的秘书,后来又长期追随周恩来。1943年,龚澎与乔冠华结婚,乔松都在《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记述:“母亲更加理性化,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她向记者表示,正是母亲龚澎,使得父亲乔冠华“人性中最闪光的东西得到了最大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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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举行宴会,招待以阿卜杜勒·莫内姆·马茂德·萨韦为首的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

  龚澎的黄金时代始于雾都重庆。2003年底,乔松都拜访解放后一直在外交战线任要职的熊向晖。熊让乔松都看了一篇他特意收藏的约翰·麦尔比所写的文章。1945年至1949年间,美国人约翰·麦尔比任美国驻中国使馆新闻专员,是有名的被毛泽东批判的《白皮书》起草人之一。上个世纪40年代他来到重庆,印象最深的就是王炳南和龚澎。约翰·麦尔比在文章中说龚澎才华出众,举止大方而洒脱,和她交谈没有拘谨之感。龚澎和王炳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原有的印象,也因而影响了他对内战双方的看法。

  抗战时期驻重庆的有上百名外国记者,分别来自合众社、美联社、路透社、美国《时代》《生活》、英国《泰晤士报》等著名传媒机构。他们每天在跟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展开斗争,“分外欢迎来自反对党的讯息。”那时,负责新闻联络的龚澎常常沿街步行到外国记者招待所,手提包里放着延安最近广播稿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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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春,龚澎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重庆官方的报纸只字未提。龚澎总有办法向外国记者传递信息,比如把他们约出来见面,带给他们解放区的宣传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龚澎还抓住机会揭露真相,现场的记者们不断提出问题,龚澎成了中心人物。

  费正清认为:“在这种氛围中,龚澎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他表示:“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而单调乏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暴行的诉状——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行示威、取消罢工权等等。”

  60多年后,乔松都复述了这些珍贵的回忆。她拜访过著名记者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曾经评价龚澎,认为当时记者们喜欢她,相信中共发言人的话,“一个是她提供的新闻真实,另一个是她为人的真诚和她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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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澎出访东德

  她建议让一个外国记者团去西藏采访

  1949年12月26日,龚澎成为新成立的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后改为新闻司,负责对外宣传。周恩来指示,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与黄华正式作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举行了多场招待会。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平定了叛乱。一时间国际上掀起反华浪潮,说中国政府“破坏”人权。龚澎建议应外国记者的要求,派出一个记者团去西藏采访,让记者们自己进行实地考察。

新闻发言人

龚澎在瑞士日内瓦会议,1954年。

  乔松都在书中记录了这段历史,“母亲深知国际媒体的重要性,新闻工作的核心是客观、准确、及时、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史实。这是她的一贯思想。”乔松都还举了一个例子,1964年,龚澎接见当时的法国驻华代办,强调重要的是客观报道,“如记者名望大,但对我们有敌意,那我们就要另行考虑了。”法国代办表示,关于“敌意”这个字,往往有不同看法。龚澎说:“事务总是有客观标准的,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或把白的说成黑的。至于喜欢白的,或是黑的,则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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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5月13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发言人龚澎(右二)接见法国上萨瓦省的妇女代表团。

  沉默陨落

  1966年,龚澎曾经带着女儿乔松都与韩素音一起去看川剧《抓壮丁》,这部剧稍后被说成是“反革命”“毒草”。韩素音回忆,她后来碰到龚澎,龚澎自责:“是我带你去看这个剧的。”而那时龚澎“整天遭到攻击和批判。她已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但她还是向我微笑,很亲切。”韩素音记述了两个人的对话:“‘我看不出《抓壮丁》有什么害处?’‘我也看不出。’我们不再说什么。她为了我,我也为了她,两人都没有再说什么。”

  乔松都说,“我妈妈接触外国记者,最容易被别人打棍子,挨整挨得最早。”

  1957年,中国拉开反右的序幕,龚澎所在的新闻司里出了8名右派,龚澎带职下放到北京远郊,担任房山县农村工作部部长。乔松都回忆,母亲的身体从那时起开始走下坡路。用手指在小腿的皮肤上按下去就成了一个小坑,那是营养不良所引起的浮肿。1967年,乔松都后来引用《陈毅的最后岁月》一书中的描述:“昨天,部里批斗部长助理龚澎,造反派要她悬跪在长条凳上,陈毅派人说服,全然不理,直到龚澎跌倒摔下,还有人向她吐口水,大骂‘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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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王炳南,龚澎与国际友人在重庆。

  文革开始后,极左分子指责龚澎是“里通外国”。造反派轮番质问龚澎,究竟是谁在指使你?在批斗会上,龚澎沉默着。而批斗一位同志是假党员时,有人逼她表态,她默不作声,就是不表态。即便如此,她仍然坚持“不要让外宾和我们一起作早请示晚汇报,不要强加于人。”

  龚澎的健康急转直下。周恩来在龚澎病重期间,命令医护人员大力抢救,并亲自到病房探望。1970年9月20日,龚澎还是永远地离开了她的亲朋挚友。

  如果说在抗战时期的重庆,龚澎作为中共年轻的新闻发言人初露锋芒,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日内瓦会议、1964年周恩来亚、非、欧14国之行和1965年李宗仁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站在中外记者面前的,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女外交官了。

  在乔松都的记忆中,母亲偏爱中式服装。每逢随领导人出国访问或出席重要活动,她都喜欢穿一件旗袍,然后在外面套一件西装,看上去既得体又有风度。

  乔松都说,母亲内心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能够与父亲在事业与家庭中比翼双飞。龚澎曾经对女儿说:“我是你爸爸的同事,我出席这个活动,不是作为夫人,而是因为我是负责新闻工作的工作人员。”

  在新中国的外交舞台上,乔冠华与龚澎两人如影随形。据解密外交档案记录,乔冠华和龚澎共同参加了许多外事活动,如,1954年和1961年两次出席日内瓦会议,1956年11月陪同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洲五国,1963年4月陪同刘少奇主席出访亚洲三国,1965年1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美国作家斯诺……

  白天,龚澎和乔冠华在外交部并肩工作。下班回到家里,夫妇两人仍有说不完的话题,晚饭后常是各占一张书桌,继续为工作忙碌着。

  “爸爸在书房,妈妈在卧室。两个人或是起草文件,或是批阅文件。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时候妈妈生病了,需要休息,爸爸就帮她处理文件。”乔松都回忆。

  正当龚澎向事业顶峰迈进的时候,“文革”风暴骤然而来。由于龚澎在重庆时期的特殊经历,她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三反分子”。

  在一次被造反派抄家之后,龚澎让孩子们找来印刷好的毛主席语录钉在被刷过“打倒”标语的门上:“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然后她默默站在语录旁,让儿子摄影留念。在那一瞬间,她那坚定从容的姿态永远定格在了孩子们的心里。

  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右下角刊登了一则消息。这是新闻发言人龚澎一生中最后一则消息。消息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一九七○年九月二十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五十六岁。”

  然而,在乔松都的心里,这则简短的讣告远远无法概括母亲富于理想主义的一生。她更愿意用美国记者塞瓦赖德的评价来总结母亲的一生:“这位强者是这样一个人,她甘愿冒险犯难,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高贵的事业,献给她永远也看不到的未来--凯歌高唱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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