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变，中国的媒体在变，中国的记者也在变。中国的记者之变，是群体性的蜕变。这种变，纠缠着身份、角色、功能、职责等诸因素，已经有些年头了，并且还要经历些年头。

　　向下，向下，向下

　　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新闻媒体是政治体制内的工具。报纸，党委机关报、行业部门机关报等独大，办报是很严肃的政治任务，看报也是社会身份的象征。电视是奢侈品，“媒体”的色彩很淡，人们眼中看到的更多是电视机的 “机”，而不是“电视”。广播是那时最普及、百姓接触最多的媒体，真正进家庭的媒体，内容涵盖男女老幼，有新闻、戏曲、歌曲、相声、评书等，俗称“戏匣子 ”。

　　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了，民众有钱了，文化欲求激活了。当整个国家越来越远离“阶级斗争 ”，越来越靠近“经济中心”；当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轻，“生活富足”在民众心理中越来越重；当人们不再乐意承受以国家社会名义的宏大叙事的训导，而是喜闻乐见于发发财、唱唱歌、旅旅游，我们也就知道，这个国家及其子民们越来越“市俗化”了。

　　市俗化必然是与市场化同步的。在政府推动下，中国的新闻媒体纷纷跳进市场的大海，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化转型，由国家包办变为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媒体内容也开始转折了：各类媒体的内容选择和报道样式，都在选择“向下”，更贴近民众的口味，即便是严肃的政治新闻；各类市民报、娱乐频道等遍地开花；电脑、手机等“工具” 也成为“媒体”，并且是如火如荼。

　　媒体，真正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单纯的“国家机器”。

　　不管是称之为“向下运动”，还是“市俗化”进程，这其实是场实实在在的“革命”。

　　刀痕累累的转型

　　新闻媒体，既是这场革命的鼓动者、推进者，也是“被革命者”。十多年来，市场化像风，无时无刻不在吹打着媒体。风如刀，其痛，“江湖中人”一言难尽，外界人难以体会。即便是那些在外人眼里颇为风光的媒体和记者，哪个不是刀痕累累呢？

　　处在对上负责与对民众负责之间，处在新闻为公与挣钱吃饭之间，处在似事非事与似企非企之间，确实难办。近些年，虚假新闻、违法广告等屡禁不止，大略出自媒体市场化的压力。不厚道甚至违法的操作，媒体普遍存在，这又直接导致媒体公信力和记者形象的危机。要害之处是，高压之下，媒体的决策者、管理者对媒体记者和经营部门很多拿不上台面的做法，即便不是怂恿，也大多采取默许的态度。

　　事虽至此，但你要说中国媒体的老总们心太黑、没觉悟，那就是对他们的侮辱，因为他们是当今官方或半官方部门里最敬业最累的一群。

　　明知不当为而为之，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大方面，可以归结于传媒体制、机制之类；小原因，则可归结于传媒竞争之类。放在整个社会的框架里，我更愿意把这归结于市俗化革命。

　　有些沉重的自由

　　有市俗化的社会，必然有市俗化的媒体，也必然有市俗化的记者。

　　拜媒体市场化大发展所赐，中国的新闻记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遍地开花、无孔不入。这就应了两条规律：审美规律——距离产生美，与大众整天面对面、零距离，身上的“毛病”也就漏出来了；价值规律——物以稀为贵，记者多了，满大街都是，也就没那么“值钱”了。

　　市俗化的记者群体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你不能说记者普遍堕落无作为，你更不能说记者群体没心没肺，你应该看到这些年记者群体经历过的“历史性事件”。说“历史性”，源于这些事件对记者的生存状态和职场状态而言，确如“改朝换代”：

　　◆就业。过去，记者进新闻媒体是作为“公家人”由国家分配，现在是作为求职者自谋职业到新闻媒体应聘。过去盖着大红公章的分配书或调令，今天变成了记者签字画押、新闻媒体盖章的劳动合同书。过去，记者的理想与新闻单位是天然连在一起的；今天，媒体与记者之间雇与被雇、聘与被聘的关系，让更多的记者自进媒体开始，更多地要考虑“现实”。

　　◆待遇。过去，工资是年限职级累进制，一道道杠杠摆在那里，哪年哪月该拿多少工资分多大房，明镜似的，踏实着呢。现在，是绩效考核制，就看你能写多少稿、编多少版、拿多少优，其他的都不做主。这样，你就得天天想、天天干、月底扳着指头算，还得自嘲曰“ 咱就一新闻民工”。

　　◆用人和分配两大机制，彻底改变了记者的生存状态和职场状态。过去，单位就是“家”，进了单位的门，就是单位的人，吃喝拉撒睡，甚至婚丧嫁娶，单位管，一直到死。大家工作在一起，住在一起（单位宿舍），一起上下班（乘单位班车），上班在一起，下班还在一起，单位不是“家”是什么？现在，记者是社会人，要住，去买商品房；养老治病，参加社会保险；上班是从四面八方来，下班是向四面八方去，要想在单位找到“家”的感觉，还真不容易。

　　◆记者的思考空间也在巨变。很多老记者讲起过去，那时大家聚在一起聊什么？业务！钻业务、谈心得，你追我赶，其乐融融。现在呢？记者尤其是青年记者，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房子、车子、票子。即便谈稿子，也多是考核如何、挣了多少分。“分”就是钱。有青年记者坦言，过去当学生，整天考考考，分就是命根；现在当记者，依然整天考考考，分更是比命根还命根。你能怨他们太物质、嫌他们太实际么？不能，当然不能，因为他们的“物质 ”和“实际”只能自己靠自己。

　　记者的凡此种种，也是市俗化革命的产物。记者的官方色彩在淡化，逐渐回归到职业的原色。当然，在这种回归中，记者群体不仅承受着物质焦虑，还有精神痛苦，更有来自诸多方面的不理解甚至鄙斥。

　　市俗化的记者，丢掉的是枷锁，得到的是自由——有些沉重的自由。

　　紧迫的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市俗化是市场化的孪生兄弟，你不能说市场化不好，当然你也就不能说市俗化很坏。

　　就我而言，我是赞美市场化、市俗化的，它打破了很多高悬在人们头上的巨石，撕碎了很多束缚人们手脚的枷锁。

　　同样，我理解媒体和记者市场化、市俗化的处境。从依附关系到契约关系，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都是一种对媒体和记者的尊重。

　　媒体和记者过去管天管地管全球，采访是严肃的政治任务。而现在，除了专访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记者，绝大多数记者尤其是生活类报纸的记者，其采访就是“扫大街”，与基层民众面对面，唠家常，寻线索。对此，你若说记者掉价了，你就错了——这才是采访的常态，记者就得像蜜蜂一样飞来飞去去采去访。这对记者的职业素养、专业精神要求更高了。

　　我赞美市俗化，但我还得说：越是市俗化，越需要精神支撑和精神慰籍，越需要有所敬畏。

　　聪明的马克思很久很久以前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对市俗化的媒体和记者而言，迫切的就是“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在市俗化转型中的诸多弊端，或者说是矛盾——媒体和记者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很多时候也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常常六神无主。这是很痛苦的事。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精神慰籍。他们越是物质、越是实际，对精神慰籍的渴求就越强烈。

　　这就是辩证法与人开的玩笑：当满口“精神”、“道理”时，人们最想要的却是面包、美酒加咖啡；当衣食富足而“精神”、“道理”悄悄远去时，人们吃着面包、品着美酒、啜着咖啡，却很伤感很郁闷，心底会狠狠地冒出一句：狗日的日子。

　　所以，问题不是记者越来越物质、越来越实际，而是其精神越来越苍白和沉沦——打碎了过去“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而对“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手足无措——在庙堂呆久了，投身江湖很不适应。

　　所以，对记者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就不能再单纯从“政治”、“纪律”的角度去训导，更应从记者的“生存—精神”的角度去关照。

　　此岸，只有此岸

　　1.德财兼备

　　市俗化时代的一个大特征就是“人人爱财”。爱财很好，只要是合法的，党和政府都鼓励，法律也保护，十七大对此有更明确的强调。

　　媒体和记者的很多现实苦恼，很多是因财而生的。既然爱，何不让他们爱得更热烈些呢？比如媒体，其发展壮大需要财富、也能在发展壮大中创造财富。媒体的社会财富（社会效益）是以经济财富为基础的，并且，媒体赚钱与其担当社会责任并不矛盾。媒体的新闻报道出问题，并不是因为媒体掉进钱眼里了，恰恰相反，是因为太穷，是因为财路太少。

　　记者亦然。记者也爱财。孟子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还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记者中，不排除有“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但绝大多数还是“民 ”。过去，我们就吃了让人人都成为“士”成为“圣人”的亏。再说，即便记者本人愿意当“士”，其家人未必愿意跟着当“士”。建设和谐社会，媒体记者肩负舆论重任，假若记者因家境不佳后院起火，家庭不和谐，孩哭妻闹，鸡飞狗跳，这事儿就大了。

　　富起来，是一切人的权利，记者作为普通劳动者，也应富起来。富不可能均富，所以就没必要拿记者与谁谁谁比。一些媒体老总好训手下的记者：“知足吧，你看某某单位连发工资都困难！”这其实是混话。在事业发展中让记者富起来，应当作为衡量媒体及其老总水平的一个硬指标。

　　问题是如何富。像近两年，股市飞涨，不少媒体热衷于打新股，挣快钱。这是一条财路，但津津乐道于此，是很悲哀的。媒体如果不能靠媒体主业自养、致富，却花很多心思去炒股捞外快，总让人感到不是那么回事儿。笔者愚钝，开不出药方，但有一句话：国企的今天就是媒体的明天。细心的朋友假若过去现状未来地琢磨一番，自会豁然开朗。

　　让市俗充分地市俗。只有这市俗的土壤肥沃了，这土壤上栽种的道德之树才会健壮，急功近利、缺斤短两、偷鸡摸狗的事儿才会少起来。

　　至于“德”，我们常讲“做事先做人”。其实，新闻媒体里面，做人的功课是很少的，有也大多是“正确的废话”，一针见血、直指人心的很少。而道德人生，记者们又很需要，前提是你要讲得精彩。

　　今天讲“德”，要向传统要智慧，不能忘了“老祖宗”。以《朱子语类》为例：

　　讲“危机意识”——“如居烧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卷第八）

　　讲“激情”——“万事须是有精神，方做得。”“不带性情的人，为僧不成，做道不了。”（卷第八）

　　讲“主心骨”—— “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人只有个心，若不降伏得，做什么人！”“人精神飞扬，心不在壳子里面，便害事。”“人心万事之主，走东走西，如何了得！”“人常须收敛个身心，使精神常在这里。似担百十斤担相似，须硬着筋骨担！”（卷第十二）

　　讲“作风扎实”——“人所以易得流转，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点地。”（卷第十三）

　　讲“担当责任”——“血气之怒不可有，义理之怒不可无。”“事有不当耐着，岂可全学耐事！”“学耐事，其弊至于苟贱不廉。”“耻，有当忍者，有不当忍着。”（卷第十三）

　　……

　　朱熹的话精彩得很。

　　2.记者的位置

　　地球人很少有像中国人这样，整天心事重重地活着。

　　对于一个活得很累的民族来说，累的原因往往是对未来的恐惧。

　　记者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记者在社会前进的大军中，是为未来指向的。记者，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民众看清现实、相信未来。这不是拔高记者，而是记者的位置所决定的。

　　这一点，对市俗化的记者而言，应大讲特讲。

　　不错，记者要客观，要忠于事实，要真实记录，但这都是记者的“本分”，而不是值得炫耀的“美德”。就像教师上课要讲普通话一样，这是从业的必要条件，却不是本质功能。

　　如果把新闻降低到精确记录资料、编辑信息的水平，新闻就死了。社会有分工，记录资料、编辑信息，是不需要记者来干的。

　　再则，事实总是通过记者的头脑反映出来的。一直以来我们常讲“让事实本身说话”，其实不确切，立不住脚。只有当记者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顺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记者决定的。记者对事实的选择、解释、评价，注定是事实（新闻）的内在的组成部分。假如记者不评价的话，他又如何知道哪些东西值得记录呢？很多人推崇西方洋记者的“客观”，可我横看竖看愣是没看出来。他们若“客观”，就不会“妖魔化”中国了。

　　现在中国的记者，不是太主观，而是主观得不够——忙忙碌碌，机械作业，不说人话，或者谨小慎微、避重就轻、无胆直言。这是记者的沉沦。近些年，情况有所好转，但路仍很长。

　　不必担心记者主观得离谱（记者对事实的选择、解释、评价，与造假、编撰、虚构无关，“弄虚作假”是文学家的事儿）。大大小小的规制可以防止记者走偏，还有真正说了算的——受众、市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雪亮的。像少奇同志说的，记者如果不把工作建立在真理和读者的基础上，就没有出路。市俗年代的媒体记者，更是如此。

　　3.职业伦理

　　记者这个职业，可以鼓舞人的斗志，也可以消磨人的意志。

　　经济学家说眼下中国经济是“流动性过剩”，我们说，现在的记者是“牢骚过剩”。

　　有牢骚，可以理解，但牢骚毕竟无用。牢骚太盛，就是不讲理、逃避责任了。你干的就是这个，事事顺心，处处如意，还让你来干什么？

　　干记者难，可以理解，但并没有理由可以让人相信记者工作的难度大于其他行当的难度，更没有理由做有损职业信誉、有损公众的事。

　　记者，有一万条理由富起来、活得滋润起来，但无论个人贫富、无论个人荣辱，记者就得让人们看清现实、相信未来，因为你是记者。就像牧师布道，你要让人们心向天堂，因为你是牧师。

　　工作不如意，或嫌富得太慢，不妨拍屁股走人。但选择留下来，就得接受它的全部，接受它带给你的全部，尤其是尴尬、矛盾、痛苦。尴尬、矛盾、痛苦，同样是干新闻的价值体现。

　　今天记者的痛苦，或许就是明天记者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