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11月8日，我国的又一个记者节来临了，我想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记者节，那时是9月1日。1943年的记者节，陆定一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新华日报》则发表了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那时的记者节还有些国共合作的意味，党报通过纪念记者节，阐发了党报思想，提出了记者职业道德问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海峡两岸都有记者节。借内地记者节的来临，我与我带的两位学生，一位是来自台湾的研究生马正凯，一位是不久前在台湾访学两个月回来的博士生周俊，一起谈谈记者节。

　　
一

　　马正恺：台湾9月1日的记者节，对于许多记者来说是一个有些讽刺的日子。台湾的传媒，现在立场上无法保持中立，而渐渐分化为泾渭分明的蓝绿阵营。旗下所属的记者，因身在屋檐下，只好无奈地随着媒体主管的意志对敌对阵营进行自己也不相信的口水谩骂，朝着幕后金主不喜的政治人物泼着违背良心的脏水，上司意志与自身良知的严重抵触，让很多媒体工作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周俊：台湾的记者能够感到这是一个讽刺的日子，说明他们还有职业意识和职业追求。他们原本以为“解禁”能得到言论和新闻自由，甚至幻想着“第四权”。但是台湾目前还不成熟的民主仅仅使人们在形式上和一般场合中获得了这种自由，政党和财团的双重力量对媒体进行渗透，台湾的媒体正处于一种政论媒体与商业媒体混合体的阶段。政党只要能操控媒体，自然就能操控记者，所以，记者的职业理想与现实产生很大反差。

　　马正恺：民进党政府采用置入性营销（指政党或企业买断传媒的部分版面或时间，以新闻的形式编排内容）钳制媒体，“新闻局”以电视台换照控制新闻媒体言论，当局高层要求“公营事业”挹注特定媒体等，都显示当局对媒体掌控的意向，并变得肆无忌惮。不肖媒体为迎合上意，滥行自身“把关”职权，把“传播新闻”变成“制造新闻”，歪曲受访者原意、夸大未经核实信息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二二八事件”报道死亡人数竟能夸大到数十万。受够媒体乱报道鸟气的学生，趁今年记者节发起“为台湾人民媒体阅听权益而走 ”行动。对很多人来说，台湾电视新闻的平均水平已到了“不关机无以承受”的地步，这股怒气变相地化为对记者一职的轻蔑。

　　周俊 ：据我的了解，台湾前些年来新闻失范非常严重，但通讯委员会（NCC）的成立以及“媒抗”运动的兴起，使记者的职业规范体系已开始趋于成形，既有宏观的NCC的管理，也有各个媒体的内部规范（许多是为了避免NCC的处罚而被迫制定的）。近年来，马正恺所说的个案越来越少，只要出现，就会被新闻界和社会“群起而攻之”。台湾新闻界对职业规范的认识是比较明晰的，多数记者还是能遵守职业规范的。他说的案例主要不是记者出了问题，也不是媒体出了问题，而是台湾的社会出了问题，尤其是台湾的民主和经济出现了问题。如今的民进党用金钱（置入式营销）代替当年的电话命令来控制媒体，而台湾十多年来的经济不景气使工商业广告剧减，媒体的数量却在增加，媒体的生存压力变大，为政治或经济势力控制媒体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台湾的媒体是“刚出虎口，又掉狼窝”。

　　马正恺：单就电视新闻而言，小小的海岛上竟有着七家全天候的电视新闻频道，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播送新闻，另有七家频道提供部分时段播送新闻。在僧多粥少的情形下，为了开源争取广告，有些媒体侵人隐私、捕风捉影、煽色八卦、媒体公审……无所不用其极。

　　新闻环境的恶劣，让很多记者在记者节这天发出不平之鸣，甚至有记者在这天辞职明志，但更多的记者选择了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他们的青春与人生，正是有了这样的人，才让台湾新闻生机不至于断绝，也是这样的人，让新闻业看到了明天。

　　一个名存实亡的九一记者节，一群不曾放弃理想的新闻尖兵，在观察到台湾新闻事业大环境被市场经济与恶意政府糟蹋的同时，希望的火种仍旧在重重灰烬之下等待奋起。美国新闻历史的傲人经验中也曾经历过黄色新闻的不光彩，相信台湾新闻业目前的困境也必然是成熟前的阵痛期。内地同行当记取台湾教训，自然能少走弯路，迈向光明未来。

　　周俊：台湾的新闻界平心而论，对职业规范底线的遵守是超过大陆的，有偿新闻、假新闻、传媒假事件、隐私权侵犯等几乎很少发生。大家对台湾新闻界的不满更多是其社会责任的缺失。新闻职业规范应该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操作层次，即媒体和记者在具体新闻运作中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该做的如何做，这一点在台湾已基本达到，而内地的许多媒体与记者连起码的职业意识还没有；另一个是社会责任层次，即媒体和记者要在新闻运作中体现人文关怀，要能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不仅仅满足于某一则新闻的具体操作中，而是要追求新闻的品位和格调，而这一点在台湾非常缺乏。这是台湾非常有限的新闻资源与不断增加的媒体之间的矛盾之必然结果。所以，台湾媒体目前的新闻多为负面新闻，鲜有正面新闻。今年台北市新闻界为了纪念记者节，就搞了个阳光新闻的评选。这与大陆形成强烈反差，大陆媒体的新闻多为主旋律的。

　　马正恺：此外，为了节流，在麾下记者有限却又要与多数同业竞争的前提下，只能尽量压榨记者的劳动力资源，新闻要越新越好、越快越好……造成了记者截稿压力过大，这个新闻不能丢、那个新闻不能落……造成了记者的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持续恶化。身体心理双重压力交迫的窘境下，根据台湾1111人力银行在记者节公布的一份关于岛内记者快乐指数的调查，全台只有三成的记者觉得自己快乐，有一半的记者有转业的念头。

　　周俊：记者的生存状态恶化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内地的编外记者的境况会更糟，“纸馅包子”新闻不是一个偶然。

　　马正恺：这样的大环境，让台湾的记者对记者节兴趣缺乏。台湾记者协会、各地记者公会等记者组织照例都会举办庆祝活动，邀请社会名流参加聚会，这时候你实在很难区别参加活动的记者，究竟是为了庆祝记者节而来，还是为了报道那些名流而来。记者节当天，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马英九参加高雄市记者公会举办的活动，蜂拥而至的都是为了生计奔波、采写马英九新闻的记者，而在台下微笑鼓掌颔首致意的悠闲观众，反大多不是在场的记者。看着节日主角四处劳碌，配角却高坐会场拍掌相庆，这是何等悲哀、何等讽刺的一幕。

　　周俊：即使如此，毕竟还是进步了。记者节虽然会成为政治人物作秀的场所（实际上，他们不放过任何节日和机会），但持各自立场的媒体和记者还是能报道不同的声音，尽管这些声音很嘈杂。目前，台湾已经有了形式上的新闻自由，但还没有达到新闻自由的实质和目的。

　　
二

　　陈力丹：显然，由于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马正恺与周俊对台湾传媒界的评价似乎有些不同。前者基于对台湾传媒界现状的不满，而希望他们做得更好；后者由于深知内地传媒界职业道德方面落后于台湾同行，因而看得更多的是他们做得好的方面，同时亦有批判的眼光。

　　在记者节来临的时候，我想说：希望传媒界职业化，这是传媒业继续发展必须走的道路。现在的情况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动力基本用完了；在原有体制内的革新，能够获得的发展空间基本占满了。于是，在没有找到合法的进一步发展空间的情况下，传媒越来越没有节制地挤占自己作为社会公器的活动空间，用来为自身牟利。这种情况相当普遍。结果，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传媒的精神活动制度化了，很少生气；作为一个行业，则基本没有形成职业规范，大家普遍在做违反职业规范的事情，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多数人的认识是非颠倒。

　　现在，我国的传媒已将类似台湾地区的“置入式”的做法引进新闻版面或节目。即将新闻内容视为标准化及规格化的商品，依时间（或版面）、报道形式及内容呈现方式等不同种类定出相应价钱出售给广告主、地方政府及其他机构，导致新闻内容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应“顾客要求”“量身打造”新闻版面或节目的内容和形式。

　　新闻置入式营销，由传媒的新闻部门配合广告业务部门，由记者按照广告部门的规划去采访广告主或广告主要求的人物或机构；而广告新闻化则是新闻植入式营销的较为原始、低级的形式。这种方式利用公众对新闻传媒的信任来促销产品、观念与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欺骗受众的手段。这种营销手段也正潜移默化地改变记者对新闻伦理的态度。

　　因而，传媒职业化，是解决我国传媒日益陷入职业道德困境的出路。记者永远无法照顾到与其报道内容利益相关的所有方，这是记者产生“道德两难”问题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利益作为决定作为与否的标准，传媒便完全丧失了基本职能。因而，按照一定的职业自律（道德与规范）的程序做，是合理的选择。所谓职业化，即是健全这方面的规范，形成职业道德理念，进而传媒行为职业化。

　　然而，事情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传媒的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必须真正分离，传媒各部门的责任、权利、利益统一，准确落实，使传媒各种职能或身份的人充分到位，不能混淆。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陈力丹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新闻传播所所长；马正恺、周俊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