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电视传播 低俗化 文化反思

　　大众传媒的“爱丑之欲”

　　H·L·门肯曾在他著名的散文《爱丑之欲》中批判了美国的工业城市威斯特摩兰县的建筑的丑陋以及人们对于丑的崇拜。“仿佛有什么与人类不共戴天的、能力超常的鬼才，费尽心机，动员魔鬼王国里的鬼斧神工，才造出这些丑陋无比的房屋来……人们对丑的追求已达到狂热的程度。如果说单凭愚昧无知就能造就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杰作，那是无法让人信服的。”门肯强调了这种丑的来源在于人们“为了丑本身的价值而爱丑(非因其他利益驱动而爱丑)，急欲将世界打扮得丑不可耐的变态心理。”

　　门肯以“丑”这个词讽喻了美国繁荣的物质社会背后的精神荒漠，与艾略特的《荒原》所描述的景象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今天，这种备受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精神上的丑与荒凉似乎已经蔓延到了中国。

　　在大众传媒领域，自始作俑者的“芙蓉姐姐”通过网络走红以来，各种以丑作为噱头的传播现象随着网络、电视等媒介的推波助澜，此起彼伏地进入人们的视线。随着“流氓燕”、“石榴哥哥”、“水仙妹妹”、“菊花姐姐”、“曾哥”等人逐一亮相之后，今天的“凤姐”又以其痴人说梦般的自信，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甚至在一家卫视的策划之下以比基尼形象走秀。与此“相映生辉”的是，电视婚恋节目也彻底放下扭捏的姿态，向观众展示所谓“非主流”的、前卫的、时尚的拜金美女和成功男士们，并乐此不疲地让他们尽情地倾诉对金钱的崇拜和对纯洁爱情的轻蔑，同时还不忘展示他们油滑的调侃、三流的幽默和带有性暗示的肢体触碰。在电视剧领域，“性”、“小三”、“二奶”、“婚外情”这些尴尬的名词，也掀开遮羞布，几乎赤裸裸地给观众带来了更多露骨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惊人语录；同时，各种反常伦理也成为剧情的主要推动力，描绘出一幅幅“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虚拟众生相。荧屏近乎成为展示杂耍和荤段子的粗鄙舞台，上联可谓“三六九等无稽小丑登台献技”，下联则是“五花八门乱舞群魔粉墨登场”，横批为“爱丑之欲”。

　　这种“爱丑之欲”并非只存在于网络和电视中，在电影界也有类似的倾向。以中国近几年制作的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一些电影为例，观众很难发现其中人性的美好。《无极》中的一个馒头竟能扭曲人性并引发血案，《夜宴》里创意苍白的“阴谋”令人感到窒息而且无语，《满城尽带黄金甲》充满了乱伦和父子相残的丑陋与邪恶的欲望，《投名状》的主题是权力与野心所导致的妻子背叛与兄弟相残，《色戒》中革命者的“献身”似乎要表现人性的复杂，但其流于表面、造作而又露骨的床戏不仅难以令人感受到美，反而让观众的心情变得更复杂。所有这些似乎表明，法国的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所说的“恶之花”正在中国盛开。

　　雨果曾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①通过美丑对照，更能彰显美、崇高和光明，这是艺术形象的根本价值所在，丑的审美价值在于“以其艺术的存在否定自身现实存在的美……否定性艺术形象只有具备社会认识价值、伦理教育价值和情感愉悦价值的高度完美统一，才能成为激发深刻美感的审美对象，转化为艺术美。”②不论是被媒体推动的事件个案，还是迷恋于展示人性“恶”的影像表达，这些传播现象的共同点就在于以丑为美，或者明知其丑而故意大肆展示。表面上看来，这些传播主体的行为动机在于创造新奇，颠覆传统，以此获得大量的哪怕是被痛骂的关注，近而获得高关注度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然而，如果从整个社会文化语境和社会心理的嬗变来看，这种“爱丑之欲”却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性。
“爱丑之欲”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电视观众的审美文化心理受到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和制约。“……社会——文化——审美文化，构成了一个从大到小依次具体化的研究领域。社会作为文化的背景和语境，而文化作为社会的表征；更进一步，审美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一个个案或‘场’（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语），而总体文化又是审美文化的背景和语境。”③正如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会制约审美文化的走向一样，观众接受心理的嬗变也是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必然，并折射出新的社会审美文化心理。具体地说，这种变化和大众文化的逐渐繁荣以及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密不可分。

　　在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之后，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感性的存在、物质资料的获得、本能需求的满足，以及对生活的享受等实在的东西，因而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逐渐开始泛滥也就有了历史的必然性，进而导致了人们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等意识领域的变化。大众文化的文本特征是通俗、娱乐、表浅，这和其本身所固有的交换逻辑、消费原则和快乐哲学是一致的，“审美”这个词的意义也因审美对象的剧增和位移而疏离了古典和精英的雅致光环。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分成四个方面：“首先，锦上添花式的日常生活表层的审美化；其次，更深一层的技术和传媒对我们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再次，同样深入我们生活的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最后，彼此相关联的认识论的审美化。”④按照这样的理解，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其实就是大众生活的彻底世俗化，从理性转向感性、从关注外部世界转向关注个体、从关注抽象转向关注具体、从追问终极价值转向满足当下即时的快感、从对生活的精神征服转向渴望享受生活……理想型文化正向着世俗型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激变。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种“爱丑之欲”就已经开始在中国的文学界蔓延。随着建立在感性直观基础上的日常生活被作家当成了把握对象，生活中丑陋的东西几乎被不加选择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如卫慧的《夜越来越美丽》、慕容雪村的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等。随着“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群体的阵营逐渐扩大，这种本来具有审美意义的“审丑”的文学表现也逐渐变成了对于现实的“揭丑”，甚至成为毫无价值辨析的对于丑的迷恋，即“爱丑”。审丑——揭丑——爱丑，这种体现在文学界的作者趣味的转移，与大众文化的泛滥所导致的艺术的级差持续地被抹平以及“泛美化”时代的到来息息相关。随着传播手段的日趋多元化和便捷化，在商业利益、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的驱动下，丑也得以流行化、时尚化和市场化。丑的文化现象以网络作为温床飞速繁衍、层出不穷，不断复制翻新，并堂而皇之地走上电视荧屏。这些丑陋的视听刺激从本质上是“反美学”的，因为这种丑几乎完全不具备以丑反衬美的功能，不仅难以激发人们对美好的渴望以及对现实深入的思考，而且诱发了人们对于金钱、权力、性、暴力、猎奇、窥私的欲望，以及这些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或过度满足之后的失落、空虚与彷徨。

　　在市场营销理论上，以产品为中心的“4P”理论向以顾客为中心的“4C”理论的转化，很好地解释了收视率被电视台奉为金科玉律的原因。在“以受众为中心”的竞争激烈的传播时代，受众的喜好和趣味成为电视传播主体最关注的问题。同时，电视节目又不同于一般的、被动的有形物质产品，它作为精神产品，有着很大的主动性，能够引导受众形成某种喜好和趣味。然而，人性的某种可悲之处就在于，人的理性和后天的教化未必总是能够战胜作为自然的人的某种本能的丑和恶，而越是缺乏审美教育的人就越倾向于“趋丑避美”、“趋恶避善”，因为丑和恶往往意味着更多不费力的、即时的快感和满足。当前，很多媒体正是利用了人的这种原始惰性，在一味迎合受众口味的同时，与受众构成一种相互推动的因果关系，在一个欲壑难填的怪圈中不断地衍生出更为低俗的趣味。当媒体专注于报道与大众口味迥异的事件以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和窥私欲，甚至主动寻找各个角落里的小丑来娱乐大众时，这些小丑也就在利益的诱使下成为媒体愚弄大众的工具。与此同时，在具有艺术性的电视节目当中，那些给人们带来反感甚至令人深恶痛绝的“恋丑”作品更是从根本上抹煞了美与丑的艺术和伦理的界限，而代之以物质性和功利性的区分，在那种所谓的被称为“艺术”的电视剧和电视文艺节目中，再也不存在美与丑，而只存在富与贫、贵与贱、强势与弱势、有利可图与无利可图的区别。

　　电视表达：灵与肉的平衡艺术

　　“爱丑之欲”虽然最先出现在文学领域，但文字的表达形式不具备视听的直观性，因而难以泛滥。

　　网络媒体实现了视听的直观性，同时又拥有极大的表达自由度，所以在当今成为低俗文化和丑陋文化的大本营，但网民的接受方式往往是个人式的，呈现出孤立的接受状态，同时，网络媒体主要以30岁以下的人为主体受众，2009年5月的尼尔森分析报告指出，83%的中国视频网站的网民年龄在30岁以下。⑤

　　电视具备更好的视听效果，其接受方式是家庭式的，内容设置也几乎覆盖到所有年龄段的受众，因此，电视仍然是对家庭和社会产生最直接文化影响的媒体，电视表达所产生的社会冲击和震荡也要比网络大得多。正因为电视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精神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所以才需要有预警意识，未雨绸缪，以避免电视过多地受到来自网络文化的影响，滑向低俗和丑陋的泥潭。简而言之，电视表达应该是一种实现灵与肉的平衡的艺术。灵即是超越性，通常可以被概括为对世俗、肉体等物质实在的超越，指向心灵、灵魂的形而上抽象；肉即是世俗性，通常是指尘世事务，以及以物质指向为主的生活方式。

　　电视节目的主旨和精神内蕴需要一个标尺，绝不能打着所谓“人性化传播”的旗号，采取一种完全放弃自身立场的方式，一味迎合受众的喜好，无原则地对社会文明施加负面影响。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文本的真正意义产生于与它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的运动过程之中，在于理解者与作品的“视界融合”，但这并不是说文本本身是完全被动的。“主体的能动性、个体性、体验性中，存在一种内在制约性，它使得审美欣赏（接受）主体的再创造不至于出现随意性、非理性以及伪审美性。而这种制约性集中表现在审美客体中艺术形象或意境的形式结构对主体的走向引导上。”⑥因此，在大的方向上，使接受主体产生理解一致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文本本身，在于文本的“内在制约性”，即节目的内容元素所显现出来的文本内在的意绪和主题精神。

　　这种文本对于受众的引导功能，不仅适用于电视的艺术产品（如电视剧、综艺节目），还适用于非艺术产品（如新闻资讯、访谈节目）。总而言之，不论是某些电视剧中的反伦理道德价值指向，对丑陋人格和阴暗心理的无价值判断立场的展现，还是综艺节目中为了博人一粲甚至唾骂而以丑为美的吸引眼球的策略，抑或新闻报道或访谈节目对暴力、色情、病态和变态心理等边缘化事件的过度关注和夸大，在本质上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即它们所提供的精神产品都过于世俗化而缺乏超越性，都给受众提供了错误的解读方向或没有提供正确的方向引导，从而使受众在接受电视所传播的具体信息之后，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受到那些信息具有延伸性和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曾指出受众具有主动性，以质疑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传媒塑造受众的说法。虽然，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在理论上完全正确，但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却在于，在当今快节奏和快餐式的文化消费中，有多少受众会花时间对电视节目的价值和立场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辨析呢？没有来自具有引导性和超越性的新鲜空气的抚慰，很多受众往往只能在浓重的世俗气息中难辨真假美丑地忍受信息的轰炸而难以自拔或不愿自拔。

　　英国文化学者约翰·费斯克曾以电视的产业化为例，提出了“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的概念。在金融经济中，电视节目是一种诱饵，引导观众收看节目，而电视台将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作为“商品”卖给电视广告商；在文化经济中，电视观众特的解码，对电视节目提供的文化资源进行再生产，并进而参与创造出“大众文化”。⑦电视节目、广告商、观众三者一直进行着一场无形的互动，这种互动不仅实现了商业价值的转移，还决定着未来的互动中新的文化内容的表达。费斯克的这种划分方式非常清晰地指出了电视的商业和文化的双重身份。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电视传播主体纷纷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电视的“金融经济”身份之上，而忽略了其“文化经济”的身份。然而，在内容为王的产业时代，以丑和恶为噱头吸引人们眼球的粗制滥造的节目内容，不仅因为缺少超越性而丧失了精神产品的重要本质，更因为可以随时被模仿和复制而失去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无法获得观众长期的关注和持续的经济效益，更无法在竞争激烈的传媒经济时代构建独特的品牌。

　　人类具有原始的惰性，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是人生的艰难跋涉，故而人才需要超越性的指引进行自我完善，向着更高的层次迈进。现代丑学的开创者罗森克兰兹认为“吸收丑是为了美而不是为了丑”。丑只能代表人性的负面，是与美相比较、相对立而存在的生活样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扭曲与异化。只有当丑与恶成为被人掌握的积极力量，即通过对丑恶事物的厌恶，唤起对美与善的渴望与追求的时候，丑才具有审美价值。当前荧屏上对于“审丑”形式的种种借用，并非是为了展现丑的背后所蕴涵的对人性的批判、对小人物的关怀、对人类精神的反思，而是故意任由对“审丑”误读的泛滥，过分渲染人性的阴暗丑恶，颠覆传统的审美认知对于人性的真、善、美，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叙写。虽然，大多数观众对那些丑的对象持否定态度，但是在媒体和人们津津乐道的背后，却一直上演着“审美”的消亡和病态的“审丑”的兴盛这一可怕的悲剧。

　　结语

　　“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现代传媒在冷却人们的真血性、真情怀并冷却意义的价值生成中……不期然地抚平了现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感和创伤，使其遗忘生活和命运的严峻性以及安身立命的重要性。”⑧大众传媒一方面以表象和娱乐使人能够较为轻松地进行人生的旅程，另一方面又剥夺了人的深度反思的能力以及对于价值和意义的追索。这种尴尬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可规避的困境，对于这一问题似乎也没有根本的解决之道，但我们至少能够并且应该做到的就是尽量维持矛盾双方的平衡关系，即使无法再回到深度反思的时代，也不能在表象和娱乐的世界里沉溺得太深，更不应该因为沉溺太深而走向畸形、丑陋与病态。电视不同于网络，更应该有所担当。[本文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2010年院级一般科研项目（A级）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YA026]（作者李朝阳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博士）

　　注释：

　　①雨果著，柳鸣九译：《〈克伦威尔〉序》，《雨果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②⑥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第384页。

　　③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④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⑤数据来源于新浪网，新浪科技，www.sina.com。

　　⑦约翰·费斯克著，王晓钰、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⑧王岳川：《当代传媒的现代盲点》，《人文评论——中国当代文化战略》，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