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聪明：我曾两年多一篇稿子没发2022年10月 作者： 来源:中国报业 责任编辑:前进者
简介： 我从不愿意做记者到愿意做记者，是经过一番考察体验和思考做出的选择。我当记者可以说是半路出家，甚至感觉到自己可能不适合做记者。 那时我从借调开始，到新华社已经一年多了，不少稿子我觉得写清楚了， ... 内容：
我从不愿意做记者到愿意做记者，是经过一番考察体验和思考做出的选择。我当记者可以说是半路出家，甚至感觉到自己可能不适合做记者。 那时我从借调开始，到新华社已经一年多了，不少稿子我觉得写清楚了，可是一到分社采编主任或老记者那里看，就有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新闻要素不全。人家一提，我也觉得确实没有交待清楚。二是特点，即够得上新闻的事抓不住。就好像一个五脏俱全的人体，真正够得上新闻的，有的只有两脏、三脏，有的只有一脏，有的甚至一脏也没有。问题是你要把新闻抓住。你把五脏面面俱到都写一番，等于没有抓到新闻。当然还有一个表现技巧问题。 新闻要素一定要交待全，前因后果关系要交待清楚；把有价值的新闻一定要抓住并要放在全国视野中，从对人民有启发，对实际工作有推动促进作用出发，取舍运用采访来的材料。另外，角度也要选好。 我从做党政工作转到做新闻工作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可以说是学艺加偷艺：学艺，是听领导怎么讲，老记者怎么讲，他们每次怎么讲。偷艺就是先自我琢磨，如一篇东西，我写会怎么写？先写什么，后写什么。然后，我再看别人是怎么写的，和我原来的想法作比较，找出差距来改进。 可以说，我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信心了。是戴邦（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把这个事情向我讲透了，我也真信了，真做了。他一一问清我原来做什么，现在做什么，有什么感觉。他然后就说：“小田，你行。第一，你很注意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而且你是学理的，比较懂。第二，你对实际情况了解比较多。”我参加工作后每年都下乡。他说这是最重要的。要我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发现新闻，然后放在全国衡量。这样，就能掂量出一篇新闻的分量。新闻的分量，就是新闻的价值。在实际工作岗位的经历对当记者有非常大的好处。他说我有基础，两年可以“上道”。 怎么上道的？我是相当刻苦啊，每一篇东西都是在学习、调查、思考后形成的。我当记者时每年下乡两百天以上。我和农民谈，和老干部谈，和村干部、公社和县委书记都谈；接着，到地里看，这是自留地，那是集体地，进行比较；再就是查历史资料。不论谈、看、查资料，都伴随思考，有的报道是走着坐着都在思考，几个月、几年在思考。《我报道 报道我》一书中“补前人之过，立千秋之业”一文，那是我几年采访和坐档案馆，反复思考的结果。 《我报道 报道我》里讲到的统计数字要整顿。1979年正月初十，我到内蒙古杭锦旗采访，正碰上开“三干会”。杭锦旗的土地分三类，一是沿黄河灌区，二是沙漠，三是丘陵地。我就问一个分管农牧业的县委副书记一些数字。他立刻说，统计数字啊，是三分统计，七分估计，加起来就是实际（十计）。后来，我反复琢磨这个事情，觉得有道理。在我们那个生产队，公社来电话问会计：你们耕地已经耕多少了？下种下多少了？会计把电话放下，在房间里转上两圈，然后就回话，真是统计加估计。所以后来我写了一篇记者来信：《统计数字要整顿》。 《我报道 报道我》里批评的东西不少。批评报道、舆论监督报道和以正面宣传为主并不矛盾。正面宣传就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全党全民贯彻落实方针政策的实践。在贯彻的实践中，总是分上中下。贯彻得好的，好在哪里？贯彻得一般的，特别是贯彻得差的，差在哪里？指出这个差就是为了把它变好。这应该是正面宣传。 所以，尽管戴邦认为我对实际情况很了解了，但一涉及具体就觉不够了，还要继续调查。我经常叫做学习、调查、思考。我曾经两年多一篇稿子也没发。无所谓嘛，无非是人家说你没有发稿。你要耐得住，不要怕。第一，不要老想着人家表扬你；第二，不要惧怕批评。落后就是落后了。我两年没有发稿，就是学习调查思考。可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到1978年以后，头版头条连着拿。现在我们的记者耐不住这个，这就叫浮躁。当然还有领导上的认识。对新华社记者来说，基础就是戴邦说的两条：把党的方针政策领会透，把实际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各层次的来龙去脉及相互联系了解清楚，然后，再出稿子。我有的稿子写了一个多小时，就发出去了。发出去就是头版头条。但稿子要有点特点，能自圆其说很重要，不能怕有不同意见。 当记者和做实际工作，各自履行各自的职责，但目标是一致的。所以，都要能听不同意见。我经常讲我不怕有不同意见，就怕没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我可以问，你这个意见根据是什么？可以比较，这样确定新闻或作决策，才能比较符合实际。所以，现在当记者和做实际工作要多换位考虑。 我为什么理解《舞台与银幕》报道电影改革的那名记者？因为报道总的倾向是对的，基本事实差不多，只是细看起来有些不准确之处，已经不容易了。如果你对一名记者要求他每句话都准确，就有点过了。我对记者的要求是：事实不能错，认识有点错是允许的；基本事实不能错，细枝末节有点出入是允许的。我作为报道主体，是这种态度。可是我作为记者的时候，我就要努力把基本事实了解清楚，细枝末节也要尽量想办法了解，表述上同样要比较准确。可实际上每篇报道一点错误没有不可能。这就是两个位置不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对别人要宽容一点、多理解一点。 无论是做实际工作，还是做记者，很重要的是应该相互尊重，共同尊重基本事实。做实际工作离不开记者，因为他做媒介工作，通过它向世界各地传播信息，有利于推动工作，也有利于得到各方理解。反过来，记者更离不开实践主体，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多站到主体的位置上想事情。我最近写了篇文章，其中讲到，我1982年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时搞过一年城镇工商企业调查。当时，我要求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下去调查，从年初到年底，人财物、产供销都要跟踪了解。我把它叫“当厂长、经理”。必须站在他的立场、他的角度上，这样才能对主体了解得比较清楚。 改进新闻报道中的文风怎么改？记得四川芦山地震发生后，有篇报道说：地震发生以后，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后两句话可以去掉，无非是迎合省领导。什么叫高度重视？新闻是用事实说话，不是用这类形容词说话。怎么比较第一时间和第二时间？最好是直接说：地震发生以后，省委省政府领导马上赶到现场部署救援。这就行了。而且首先应该报道事情什么时候发生？造成什么样的损失？读者更关心的是这个事情本身。 现在把虚假新闻查出来，新闻敲诈查出来，这都是必要的。然而其它的呢？记者应该自问：我的职责是什么？我履行了吗？在新华社，我和老南（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经常说，记者不知道这个事情就算了，知道了就必须报。至于怎么报？用什么形式报？是社领导要考虑的。作为记者，不报就是失职。这就是我对新华社记者的要求。自己的职责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停在嘴上不行，要具体。首先得弄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做到了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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