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四版“人民论坛”《赞海纳百川》写得很好。虽然写的是上海，却对全国有针对性，各类不同地区都可从中受到启发。在写法上也有特点。一是由小见大，二是由浅入深，层层递进，从上海人的优越感（把外地人称为“阿乡”）谈起，最后把问题提到改革开放应当扫除一切殖民地文化与封建文化影响这一高度，见解很深刻。我认为这篇论坛是近期几篇中最好的一篇。这说明在本报采编人员中，写论坛的潜力很大，应当很好发掘。

　　十一版的《既生瑜 何生亮》写得好，它的写法很值得研究，通篇没有一处讲现实问题，讲的都是外国文坛、乐坛的轶事，可是处处有现实针对性，含而不露，意蕴无穷。

　　（1995年3月22日）

　　附 文 ：1

　　赞“海纳百川”

　　郭伟成

　　（1995年3月22日 人民日报 第4版）

　　上海市新任市长徐匡迪上任伊始就再三提出，上海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魄，树立新上海人的形象。他认为，上海要克服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想与大城市人不必要的“优越感”。

　　由于历史原因，有些上海人确实有那么一种“优越感”。其实，上海在历史上属于松江府（即现在的松江县），论理，上海人还是乡下人呢。但是，现在有些上海人却常常把外地人称作“阿乡”（乡下人），给人一种排外的印象。徐匡迪说，上海的解放靠的是南下的解放军，其中大部分是山东人，纺织业靠的是无锡人，金融靠浙江人，而码头历来靠的是安徽、湖北人。上海的根其实是扎在全国的土地上，上海人一定要在心理上彻底扭转过来，一定要有真正的“大气”。他入木三分地指出：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是殖民地文化的影响。鲁迅先生给这种上海人画像说：在租界里挨了外国巡捕踢一脚，还要说是吃了外国火腿，乡下人想吃还吃不着。

　　上海市长能这样解剖上海人，要求上海人高山不让细土，大海不辞涓流，实在是难能可贵。殖民地文化不足取，但未必被人们这么透彻地认识。历史发展到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由于现代科学技术与信息的高度发达，我们这个星球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以至于常常被称作“地球村”。国与国之间都在日益交流中。一国之内的地域之别，就更是微不足道了。一个地方，如果不是海纳百川，而是居高临下，怎么能够进步与发展呢？上海要成为经济、金融与贸易中心，就要放低“河床”，让各地的“金水”、“银水”统统流进来。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无不都是对外开放，吸纳其他各国、各民族精华的结果。美国独立二百多年，建成了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各种历史机遇以及某些其他因素之外，其中有一条，就是敞开国门，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基辛格是德国移民，杨振宁、丁肇中等大科学家是中国人。上海所以发展快，所以有今天，也是因为不断吸纳了来自其他各省的优秀人才。在这一点上说，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查一查籍贯，上海人大多都是外地（省）人。如果反过来看不起，或者小瞧了外地人，岂不是小瞧了自己。为了上海的发展，上海更要有大气度，要搞五湖四海。

　　由此推而广之，其他城市，其他省或地区，难道已经根除了狭隘的地方主义与地方保护主义吗？例如企业间的多角债，大量的应收、应付款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外，其中也有地方保护主义在作怪。其结果，是吓得人家不敢与你通商，不敢与你搞联营、搞交易。因此，不仅上海，每一个地方都应当提倡“海纳百川”，都应当搞五湖四海。我们国家对外国都开放，有什么理由对外地不开放呢？国家对国家都可以开放，地方对地方为什么还不能开放？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是殖民地文化的影响；其他地方如果搞狭隘的地方主义、保护主义，是什么文化呢？是封建文化的影响。不论是殖民地文化，还是封建文化，都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都是不利于地方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不利于我们国家的发展，不利于改革开放的大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扫除一切殖民地文化与封建文化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附 文 ：2

　　既生瑜  何生亮？

　　肖  勇

　　（1995年3月22日 人民日报 第11版）

　　若将周公瑾遗言减字设置一道填空题，恐怕是要“难”倒一些英雄的。英雄当然包括各种各样的人物。趁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余音绕梁，就说说老约翰·施特劳斯吧。

　　老约翰年轻时加入约瑟夫·兰纳的乐队，这支乐队的名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兰纳创作的圆舞曲。兰纳有一次生病，委托约翰带队排演并请他写一首新曲。约翰的第一个作品是以兰纳的名义上演的，受到观众的赞扬，这使他看到了自己的潜力，以后又写了若干首，不久便与兰纳平分秋色。兰纳的作品以抒情见长，风花雪月；约翰的乐曲充满活力，动人心弦，在观众中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昔日的亲密朋友此刻却反目成仇。某晚演出结束时，约翰为鸡毛蒜皮之事当众向兰纳发脾气，接着又揪住对方大打出手，混战中几把大提琴被砸坏，一面大镜子七零八碎，两位“维也纳圆舞曲”的缔造者就这样共演了“绝交圆舞曲”。

　　兰纳死后，约翰独领风骚。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真正的冤家不是别人，恰恰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日后的“圆舞曲之王”、《蓝色多瑙河》的作曲者。小约翰６岁的时候，就在家中的钢琴上弹奏自己构思的圆舞曲，这使老约翰深感不安。他禁止儿子参加一切音乐活动，有时发现儿子练习小提琴，竟扬起鞭子将其抽打一顿，还仗势警告全城各大舞厅都不得接受小约翰的演出。小约翰１９岁那年，网罗一批乐手，组建了私人管弦乐队。当老约翰得知儿子将举行首演时，大为震惊，立即宣布他在同一天也要开音乐会，以挫这小子的锐气，可后来一打听，自己这边的门票在黑市上还不如儿子那边吃香，只得赶忙取消计划。他的经纪人赫希带领一帮人出席小约翰的音乐会，本来是去捣乱的，没料到却被轰动的场面所感染，其间《理性的诗篇》这支圆舞曲，竟在观众的热烈掌声要求下，反复演奏十余次，连赫希也不禁欢呼起来。此际，老约翰气愤交加，卧病在床，对他的出版商哈斯林格说：“我只求速死”，其惨状如周瑜当年车至巴丘。

　　若言文人相轻，同行皆仇，那倒不尽然。有“既生瑜、也生亮”之大度者，数月前咱们都曾领教过一位，他就是伊扎克·帕尔曼。帕尔曼的音乐之所以能征服听众，从根本上说在于他的人格魅力，即借助旋律表达的一种伟大精神。他虽然被封为“世界第一小提琴”，但可与之齐名的竞争者不乏其人，如平克斯·朱克曼。朱克曼比帕尔曼小三岁，身世经历相仿：犹太人，生于以色列，同为朱丽亚音乐学院学生，都是葛拉米安的入室弟子，又先后分别获得李温特利大奖。帕尔曼对这位同胞同行及强劲的挑战者，不但没有丝毫妒意，反而以手足之情相待，处处予以关照，他在公开场合常自称“平克斯·帕尔曼”，而对方则以“伊扎克·朱克曼”回报，“二曼”友谊之深，不言而喻。由于人缘好，许多乐坛名流都愿找他合作，且非常愉快，更令人钦佩的是，帕尔曼首次访问德国时，尚无任何德国艺术家访问以色列的先例，瓦格纳的音乐在以色列仍是“禁区”，而他却勇敢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用琴声沟通了不同民族的心灵。

　　在我看来，大师和英雄是有差别的。大师必定是英雄，而英雄未必就是大师。撇开其它因素，大者，胸怀广大也。气量狭小之人，无论怎样，不足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