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二版朱剑红同志写的《宏观、微观经济形势：何以一晴一阴？》确实写得好。主要好在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对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不是那种“非黑即白”式的形势报道，读了使人感到信服。

　　十二版副刊上《清风依然名流风范》中，有一段话，是用错了典：“‘著书只为稻梁谋’，为了几两银子著文以献媚，为了几杯美酒挥笔以捧场，此等恶习历来为真正的学家名流所耻所鄙。”

　　按：这里把“著书只为稻粱谋”的原意领会错了。“著书只为稻粱谋”，语出清代文学家龚自珍的诗。原诗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是抒发作者在清王朝统治下的愤懑心情。在高压统治下，文人写书只在用来混口饭吃，而不是这篇文章作者所认为的“为了几杯美酒挥笔以捧场”。另，将“稻粱”误为“稻梁”也是不应该的。这种误用典故，是会贻笑读者的。今后引用古人诗文，一定要弄清原意。由此想到，编辑、记者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应该像邓拓同志要求的，是个“杂家”。

　　（1995年12月4日）

　　附 文 ：1

　　宏观、微观经济形势：何以一晴一阴？

　　——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邱晓华

　　本报记者  朱剑红

　　（1995年12月4日  人民日报 第2版）

　　今年以来，人们发现国民经济出现了一种反差颇大的趋势：宏观经济不断趋好，标志是，经济保持了１０％的适度增长，物价涨幅到１０月份已回落到１０。３％，全年可望实现政府的调控目标，经济的稳定性明显加强；但同时，微观经济困难不少，标志是，企业亏损上升，实现利润下降，工业经济效益下降。

　　如何理解这种宏观与微观似乎互相矛盾的现象呢？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邱晓华。

　　邱晓华认为，造成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改革与微观经济改革不同步。在宏观方面，去年以来，中央先后推出了财税、金融、外汇等重大改革措施，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以企业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微观改革则相对滞后，企业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影响企业发展的体制性弊端依然存在，使其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其次，宏观调控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物价涨幅，是十分必要的，但也不可避免地给企业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压缩社会需求，控制新涨价因素，使速度型、涨价型效益减弱，而企业在宏观调控措施出台前的高投入，演变成了高成本、高负担。此外，在理顺宏观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同时，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负担加重，如，汇率并轨使企业的进口成本和还债负担上升；税制改革使有些企业税赋加重；强化经济杠杆作用，连续提高贷款利率，增加了企业利息负担，等等。

　　据邱晓华分析，造成微观经济困难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具体而言，由于企业组织结构、行业结构调整进展不快，技术改造、技术进步放慢，造成了微观经济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都不尽合理，难以提高规模效益和技术进步效益。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经济调整往往伴生着企业组织结构大调整和技术大进步，使经济在新的层次上重新获得活力。我国历次经济调整，往往是压缩社会需求，以求供需之平衡。这种适应性调整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但由于没有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优化组合，必然影响企业效益水平的提高。

　　目前，一些需要淘汰或改造的困难企业并没有被淘汰，更多的是以暂时停产或半停产的歇业方式存在，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增长率及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还在持续下降。这表明，宏观调控不能仅满足于供求总量平衡的成绩，还必须通过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来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效果。

　　既然微观经济困难重重，是什么支撑了宏观经济的增长呢？

　　邱晓华这样分析。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所有制角度来看，全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主要是非国有经济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７０％左右的结果，国有企业生产情况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减弱了。从地区结构看，沿海东部地区对全国经济的贡献率在６０％以上，掩盖了中西部地区一些省份发展较慢的问题。从产业结构看，农业稳定发展；第三产业多数稳定增长；第二产业则明显放慢发展。这种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既是支撑宏观经济增长的原因，也从某些方面使宏观与微观经济形势之间的矛盾表现得较为明显。

　　根据这种分析，邱晓华认为，下一阶段，要在巩固宏观经济成果的同时，注意缓解微观的困难，关键是在科学把握投资力度、贷款力度的同时，加大改革力度。

　　附 文 ：2

　　清风依然　名流风范

　　薛  涛

　　（1995年12月4日  人民日报 第12版）

　　我国第一部大型现代综合性巨著《中国大百科全书》，终于在去年８月１２日画上了辉煌的句号：出齐了７４卷，共计１２。６亿字。为了这部巨著的诞生，２万多位专家学者为之奋斗了１５年、５０００多个日日夜夜。

　　皇皇巨著，浩瀚长卷，既是百科知识的总汇，更是中国知识分子人品文品的凝聚和体现，从中我们可以更真实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襟怀情操、道德风范。参加这部巨著编撰工作的知识分子，清一色的学界名流、精英泰斗，如系统工程学家钱学森、物理化学家卢嘉锡、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物理学家严济慈、桥梁专家茅以升、军事学家宋时轮、法学家张友渔、医学家吴阶平、文学家周扬……为了这部巨著，他们奉献的不仅仅是智慧，而且是一颗颗爱国心、一片片炽烈的爱国情。邓艾明先生是宋明哲学史专家，一天，他刚参加完哲学卷编委会，肚子突然疼痛难忍，经查得了癌症，住院后就再也没出来；在仅剩的时间里，他放弃其他写作计划，当他把手稿交给编委会后便悄然逝去；建筑学家童隽是在办公桌旁溘然长逝的，人们在他垂下的手旁看到《江南园林》这一条目：“扬州以荷花闻名远近，清初……”；国际法学家陈体强病卧床头，逐字逐句修改完了几十万字的国际法条目后谢世；考古学家夏鼐下午发病住院，上午还在修改《考古学》；天文学家戴文赛身患癌症，临终前仍在审定稿件……而他们的报酬呢，每千字最高４０元，最低３０元；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先生组织编审了几十万字的稿子，最后只拿了１００元编审费。

　　清贫乐道，淡名薄利，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塑像，名流泰斗的情操风范。他们孜孜以致学而淡泊于逐名，兢兢以著述而无意于求利；一生所求者，“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们用青春来“经”此“大业”，用生命来“盛”此“盛事”，青灯黄卷，布衣素食，呕心沥血，伏案劳形，所企所盼者，乃是用自己的知识繁荣自己的民族，强盛自己的民族，人品道德，令人敬仰；情操风范，百世流芳。

　　“著书只为稻梁谋”。为了几两银子著文以献媚，为了几杯美酒挥笔以捧场，此等恶习历来为真正的学家名流所耻所鄙。然而，不幸的是，商海滔滔钱欲盛，“斯文扫地”似乎是知识分子强化商品意识结出的“硕果”。有的“名家”公开宣称为实现几位数而作，有的“名人”终日寻找“大款”乞求为其“扬名”，以求能从其指缝中拾得碎银若干；有的“名家”置人格文德于不顾作些“黄货”牟利；“斯文”尽管“扫地”，然而威风照例依然。言曰：知识分子就该贫吗？！问得好！知识分子不该穷，穷知识分子的国家永远富不起来。但是这富要靠分配制度的改革来逐步实现，绝非是以“斯文扫地”来获取。张扬“斯文”应该“扫地”的“名家”，其实并非真正的名家，充其量是个“文痞”罢了，作文或可妙论几许，作人则“文人无行”了，混在学界文坛，污一方圣地，祸一方风气。对这类“文痞”人们应小心提防，细加辨察，以防伤了真正的名流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