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在新闻战线辛勤耕耘的驻外女记者，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观察力，纵观国际风云、记录异域人文、刻画法兰西风貌，她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一句话：工作着是美丽的。今天“金台唱晚”微信公众号推送“三八”妇女节专题文章之二，人民日报社法国分社原首席记者郑园园《我在法国当记者》，讲述她的驻外故事。

　　我在法国当记者

　　郑园园

　　我在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工作20多年，大部分时间是当编辑，其中有几年（1991—1994年，2000—2002年）受报社派遣，在本报法国记者站任常驻记者。

　　我大学本科读的是法语，研究生读的是国际新闻报道。1982年进入国际部后，专注于编辑和撰写有关西欧的政经评论，对西欧问题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当我接到出任驻法记者的通知时，激动和惶恐的心情交织：美丽的法兰西，我心向往之，而今终于有机会就近观察它；而另一方面，我快满45岁，人到中年。我是一只迟飞的笨鸟，不知道还能飞多远多高。

　　郑园园在法国采访法译《红楼梦》译者李治华教授

　　1991年8月底，我到巴黎就任。记者站租的房子在香榭丽舍大道西侧一条狭窄的小街上。我们租住的是20世纪初的老式楼房，电梯像个笼子，仅可容纳两三人，它摇摇晃晃把我带到4楼一侧——记者站驻地。

　　初来乍到，一大堆手续要办理。其时法国正经历激烈的有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的辩论。“马约”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又一个里程碑，其重要性不亚于1957年欧共体成立时的《罗马条约》。

　　国际部工作的经验，使我看重这类题材。在办事轻重缓急的排序方面，我选择报道优先，专注于“马约”报道，埋头跟踪形势，很快进入工作状态。

　　每天第一件工作是看报听广播。晨起下楼买一根法棍，再从邮箱取出《世界报》《费加罗报》。回屋后，边啃面包边看报，考虑选题。

　　郑园园在法国香水之都格拉斯采访香水工厂的实验室

　　作为党报记者，我们的文章不仅应该提供消息，更应该提供深层次的分析。例如，法国对全球化的看法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异。解析法国立场是一个大课题，而国际版的文章，一般限制在两三千字。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我找寻恰当的切入点，简洁明了把问题讲清楚。全球化这个题目写过几篇，其中有一篇《农民博韦和法国的全球化观》，以法国著名的反全球化人士、农民博韦为切入点，勾勒了博韦这个“反全球化的专业户”“田野里的罗宾汉”近年来的一系列惊天动地之举，介绍了法国在全球化大潮中面临的冲击和困惑，分析了全球化对法国的巨大冲击。读者反映明白易懂。

　　2001年8月17日，人民日报7版刊登郑园园《农民博韦和法国的全球化观》一文。

　　驻法期间，我持续跟踪美欧关系、欧元进程、移民、新右翼等新闻事件。2002年元旦，欧元进入流通流域，理论上的欧元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和硬币，欧洲大一统的理想变得清晰。早前，我写过《欧元之路》系列文章，在欧元问世前夕——2001年12月31日晚，我到塞纳河上的新桥（巴黎市府指定的庆祝欧元诞生的场所），观察巴黎市民迎接欧元的盛况，回到寓所已是凌晨。第二天我完成了《口袋里的欧洲》。写完文章，我心想：“我不是欧洲人，为何也折腾得一夜无眠？”只有一个解释：在新闻事件面前，没有激情，没有写作的冲动，就不能算称职的记者。

　　2002年1月2日，人民日报3版刊登郑园园《口袋里的欧洲》一文。

　　2001年12 月，在报社妇委会主办的女记者作品研讨会上，时任总编辑范敬宜书面发言评点我的作品。他指出，我写的大量国际评论立论严谨、论证充分、力求以专家的眼来看世界。海外版原副总编辑蒋荫安说，一个事件的发生，不是平面而是多侧面的，是错综复杂地扭结在一起的，如何梳理，除了积累，还要有逻辑的分析能力。他说，看我的文章，“相当于看高清晰度电视机，非常清晰”。我为自己能得到这样的评价而感到高兴。多年来，我追求的就是写出内容扎实、逻辑清楚的文章。两位前辈已经仙逝，他们的话一直鼓舞着我。

　　2002年，郑园园在巴黎采访时任法国内政部长萨科齐。

　　报道驻在国的重大新闻，是驻外记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称这类写作为“规定动作”。还有另一类“规定动作”，就是编委会或国际部下达的任务。1992年冬，第16届冬奥会在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上的冰雪小城阿尔贝维尔举行。编委会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我对冰雪运动一窍不通，想打退堂鼓，请报社派遣国内体育记者来参加报道。经过几天的犹豫，我战胜了胆怯，决定接受挑战。我到法国冬奥会组委会找来许多资料自行“扫盲”，把冰雪运动的历史、比赛项目设置、参赛国的情况，乃至冰雪运动项目英法文词汇默记下来。接着就去阿尔贝维尔踩点，写成了介绍冬奥小城的通讯。有了前期准备，心里就比较踏实了。比赛期间的15个日夜，我在冰雪山城乘坐穿梭巴士，在几个比赛场馆之间奔波，三餐从简，常用棍子面包加黄油充饥，写作获得了大面积丰收。国际部记者管理组转告我说，分管体育报道的副总编李仁臣表扬我，说我为女记者争了光。回想起这一段经历，心中充满了幸福感，体会到一句名言的真谛：“工作着是美丽的。”

　　1992年2月1日，人民日报7版刊登郑园园《冰雪小城迎盛会》一文。

　　完成了“规定动作”同时，我热衷于做“自选动作”。我所谓的“自选动作”，就是时效性不强的软性题材。法国是文化大国，这个向世界贡献过卢梭、伏尔泰、巴尔扎克、雨果、普鲁斯特等文学巨匠以及塞尚、莫奈等大画家的国家，这个创立了众多时尚品牌的国家，文化事件层见叠出。文化使法国拥有超越许多国家的软实力，也是它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底气所在。在法国当记者，倘不能交出一定数量的文化报道，简直就是辜负了任期。

　　我交出的第一篇文化报道是一篇影评。电影根据法国19世纪作家左拉的小说《萌芽》改编，反映法国煤矿工人的悲惨遭遇。电影公映后，在法国引起轰动。我去观影，看完后又采访观众。文章见报后，受到编辑部的鼓励。

　　此后，凡是涉及文化名人纪念、文化现象争论等题材，我都饶有兴趣地去观察，争取采访机会。积累下来，竟也写了几十篇。

　　我曾到马赛的伊夫岛参观。地中海万顷碧波托起的这个小岛，有一段令人唏嘘的沧桑史，大仲马名著《基度山伯爵》故事，有一部分就发生在这个岛上。参观后我就萌生了写作念头。回到巴黎之后，我重读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的相关章节，又读了一本介绍伊夫堡的书，完成了《伊夫堡沧桑》一文。据中国驻法国使馆新闻处告，文章发表后，我国一个高级代表团访法，要去参观伊夫堡。新闻处把这篇文章印发给代表团成员，人手一份。

　　1994年8月27日，人民日报7版刊登郑园园《伊夫堡沧桑》一文。

　　在梧桐树吐出新绿的春天，在梧桐树飘落金色叶子的秋天，为完成文化题材的写作，我常去蓬皮杜中心去查找资料，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午间休息，我在中心的广场上，欣赏民间艺人耍杂吟唱，这是在法国当记者的幸运啊，查看资料的间歇，还能免费看演出。

　　1994年，郑园园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同行在马赛采访后赶写消息。

　　采访之外的生活，往往很寂寞。没有家人陪伴（我驻外时，还不允许带未成年子女出国；我丈夫也没有全程在法国），和国内的亲人联系很不方便。那时还没有微信这样便捷的通讯手段，只有打国际长途这一个途径。记管组规定每月只可以公费打一次。

　　我克服寂寞的办法，一是阅读和写作，二是到博物馆去参观。在国际部的工作使我学会“坐冷板凳”。我懂得寂寞其实是一种很美的生存状态，耐得住寂寞，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它使我克服浮躁，做人做事踏踏实实。我追求这样的境界。采访中得到许多浮光掠影的印象，阅读中看到过的大量文字资料，不经过沉淀和思考，永远是凌乱的。梳理材料和印象，是一个理清思路、形成观点的过程，是体验寂寞的过程，当然也是体验思考的快乐的过程。深思熟虑后写出来的文章有自己的观点和语言风格，不可能与别人的文章雷同。

　　1994年国庆节，希拉克（1995—2007年任法国总统）到中国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和郑园园合影。

　　时光如流水，我当驻外记者竟是二三十年前的往事。暮年忆往事，思绪万端。我有自知之明：我难以和许多在艰苦国家当记者的同事比肩，我的文章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没有达到国际部那些杰出记者的水平。但在人生逆旅中，我奋斗过，在身体健康出状况、在腰背疾患加重的情况下，我曾以记者的热情、学者的严谨，克服诸多困难，老老实实地工作过，我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