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我代表中新社“东西问”栏目对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杜维明先生进行了视频专访。直面如是学贯中西的名家，是难得的机遇。

　　已经84岁的杜维明先生，近三年来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深居简出。然而，让时光回溯，他与中新社颇具渊源。

　　25年前的1999年，中新社驻美记者徐德金在华盛顿郊外的马里兰州对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杜维明进行专访，发表了《“文明对话”与“终极关怀”——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

　　彼时正值世纪之交，中国尚未加入世贸，但如何处理与世界其他文明关系的问题已被提上日程。专访中，谈及已然在全球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杜维明犀利指出：“‘文明冲突’论是冷战心态，所代表的是美国利益至上，或者美国文化至上；这里，还暴露了美国文化的一种傲慢。”

　　25年后的今天，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文明对话亦或冲突”，于采访者，发问绝不过时；于杜维明先生，立场、观点依旧。

　　他又一次鲜明指出：“（希望各国）从矛盾冲突和文明冲突的陷阱里跳出来，能够在一种平等互惠、和平共荣的心态上进行文明对话。”“这一观点，和亨廷顿晚年所提出的基本看法是比较相合的。”

　　采访是记者的工作，应是寻常事。然而，以国际名家杜维明为对象，本次采访又多少有点不寻常。谨分享几点心得，与行业同仁交流。

　　做好准备，敬候佳音

　　闻杜维明先生之名久矣。参与“东西问”业务后，当得知杜维明是栏目追访的对象，时有通过各种途径关注杜维明先生的学术资讯，了解其基本观点。

　　直到今年3月，因参与首届武夷论坛报道与中国人民大学密切合作，在人大华建光、梁涛老师，北大黄琦老师，长江商学院王建宝老师等的帮助下，“东西问”栏目敲定了与杜维明先生视频连线采访的事项。

　　企盼已久的机遇，就这样悄然来临。这当然也得益于“东西问”栏目自身的定位。杜维明先生表示，曾听说过“东西问”，“栏目现在拥有很大影响力，在全球单向主义突出的背景下，文明互鉴的主题应该被大家所重视。”

　　他的认可，是对栏目的鼓舞，也折射“东西问”三年之“功”。凡事预则立，诚哉斯言！

　　适应实况，呈现主旨

　　领导和同事经安排协调，确定由我独立进行专访。拿到任务，我既兴奋，又忐忑。

　　忐忑之处在于，一是面对如是名家，自身需要迅速补充大量国际学术知识，昔日的初步了解是远远不够的。二是毕竟是越洋连线，与面访不同，如何在限定的时间和条件下，达成期待的效果？三是作为青年记者，我与杜维明先生有近60岁的年龄差距，且采访还需要切中时代要害，并呈现杜维明先生当下的精神风貌和学术思想精华。

　　然而，想到自己并非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东西问”栏目替广大读者“发问”，我意识到，自己必须不怵名家，以平视的姿态来开展采访。

　　采访开始，镜头中，杜维明先生出现在美国寓所的书架前，头发微卷、目光深邃。他比我想象的更亲切、健谈。

　　他慈祥而睿智，声调不高，却顿挫有致，颇具感染力。他用中文接受采访，对中国传统哲学话语驾轻就熟，必要时也提及一些英文专业词汇。

　　他似乎对我的期望心领神会，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勾选的问题，而是展开了更丰富的阐述。更可圈点的是，对话逐步从学理切入现实主题，他谈及了世界文明、中美关系、人工智能等一众话题。实际采访时间，已然超越了预期时长。

　　杜维明先生对中美关系表达了看法，认为中美必须得有文明层面的交流。稍顿之后，他蹙眉说，“当前对于文明交流的道路选择，不是说应不应该，而是绝没有理由拒绝，这是关于生存的问题、存活的问题。”

　　我迅速在本上记下这句话，并意识到，这个具有冲击力的判断，正是本次采访之“眼”。

　　过程、形式均服务于主旨，当主旨呈现，稿件便有了灵魂。

　　几方协力，濡染风范

　　采访完成后，就进入了文字整理、撰写、打磨阶段。稿件成品显示的是我的名字，却包含了整个团队的努力。相信媒体同仁都有这样的体会：所有前端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牢靠的“大后方”的倾力支持。记者可以独立完成采访，但没有一篇稿件是记者单独的功劳。

　　可贵的是，杜维明先生不忘感谢我的提问。他阅尽世事又严谨谦逊、理性达观，呈现出人格魅力。而他对学术的钻研，对现实的担当，亦令人感佩。

　　4月8日稿件《杜维明：关乎人类存续，文明对话或冲突？》签发。阅读稿件后，徐德金先生在微信朋友圈中回忆到：“杜先生儒雅大方，思想深邃，对我影响至深。”

　　感受哲人风采，濡染名家风范。采访的机遇，何尝不是成长的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