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新闻是“易碎品”。是的，一部经典的文艺作品或学术著作，即使经过千百年的“风吹雨打”，依然散发着永恒的魅力；而一则新闻报道，不要说千百年前的，就是两三年前的事件，哪怕当时震惊全球，但时过境迁之后，恐怕也少有人问津了。所以，一个作家的小说可能一版再版，可除了法拉奇等顶尖人物之外，新闻作品集能畅销不衰实在是太难了，那怕是新闻大师。

　　不过，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新闻是“碎”了，但它的生命还在，而且，长存于历史之中！新闻在历史中获得永生！

　　英国《泰晤士报》曾经给新闻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新闻是变迁的记录。”记录变迁，就是记录历史。所以就有人形容新闻为历史的秒针，今天的一条条新闻，就是明天的一页页历史。前人认为的“新闻”，今天就成为“历史”；今天认为是“新闻”的，明天将成为“历史”。今天的历史学家著述往古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考证、辨别、分析、综合当时的“新闻”；今天的记者撰写现实的新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后人书写当代的历史。

　　试想一下，百年后千年后的历史学家考证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的时候，是重点考证1970年代之后的文学作品、学术论著，还是精心研究当时的报纸（包括音频视频资料）呢？显然是后者。因为只有当时的新闻报道可以提供最全面、最翔实、最生动、甚至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尽管未必能保证百分之百的真实。因此，我的老领导、著名新闻人艾丰说：“记者是历史观察的‘优先者’，这是记者的责任，也是记者的幸福。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第一手材料，不仅是新闻上的过失，也是对历史的失职。历史和其他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因为新闻留下的材料不足和质量不好而遇到障碍，甚至会犯错误。”

　　记录历史，是新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而且，优秀的新闻记者不仅在记录历史、参与历史，甚至可能会引领历史、创造历史！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不是太自恋啦？普通的新闻记者、平常的新闻报道，就想成为“撬动地球的杠杠”？是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就像一朵浪花（甚至连浪花都够不上），渺小而卑微；但大江奔流东去的大势是不会改变的。历史不可能是一条直线，它可能千回百转，可能遇到阻碍，可能形成堰塞湖。如果我们能抓住不断上涨的积水将冲破“堰塞”的瞬间，就可能引领历史、创造历史。

　　记录历史、参与历史！我国的一些新闻界前辈们用他们的担当、智慧、使命感，书写了一页页辉煌的历史。

　　1945年8月，获悉日本政府即将签署战败投降书的消息，《大公报》的战地记者朱启平马上从前线赶到东京，做好报道这一历史时刻的各种准备。尽管在东京湾的签字仪式前后不过半小时，尽管真正的签字时间不过几分钟，但朱启平却写出了被范长江称为“状元之作”的《落日》——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十分，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离开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

　　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

　　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点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如果说这篇《落日》因记录了日本正式投降签字仪式现场而永载史册，是记者幸运地目睹这一历史时刻的话，那么，其后的一篇不那么引人关注的《日本投降是临时休战》，则更令人敬佩不已——

　　“日本投降了，我匆匆忙忙从东京湾里的美舰上乘小艇登陆，几次到横须贺、横滨、东京，并曾到富士山附近旅行两天，总计约十二天。天天走，看，谈，听。我回到舰上，散步甲板，细想这十二天来的经历，深感到日本目前的投降是临时休战。盟国对日本必须严厉公正，以永绝患，中国对日尤须慎防万一。

　　我不是危言耸听，我这结论是根据许多事实归纳出来的，逐渐形成的。

　　……

　　这美丽纯朴能继续存在吗？能发扬光大以使日本重入国际社会为世界一分子吗？这完全看日本人民是否有大决心，大勇气，痛认以前六七十年的侵略史一页是错，目前的失败是侵略累积的结果，而自动消灭侵略成性奴役本族的统治阶级，排斥一切损人利己的行为，努力建设起真正为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权。盟国决不容忍日本再为祸世界，可也决无心消灭日本整个民族。日本人民如果能洗面革心，重新做人，前途决非黑暗！

　　日本人民，觉醒吧！拿出大勇气，大决心，我们准备和你们握手！认投降为临时休战，决非你们之福！”

　　多么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即使时光过去了70多年，朱启平当年的话语依然掷地有声！

　　1977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但是会议却不能顺利进行下去，一个重要原因是碰到了1971全国教育会议《纪要》这个“拦路虎”。那次会议提出著名的“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教育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两个凡是”还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高校招生就是受“两个估计”束缚的“禁区”。

　　在高校招生工作会议“难产”之际，参加招生会议报道的人民日报记者穆杨，邀请参加过1971年会议的6位代表举行座谈会，因为穆扬也曾采访过1971年的教育会议，了解一些“两个估计”出笼的情况。根据座谈会的发言，他写出一篇2600字的《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的内参上报中央，揭露了当年“四人帮”不顾出席会议大多数代表们的反对、强行定调“两个估计”的真相。

　　4天后的 9月19日，邓小平发表谈话：“《人民日报》的记者找了6个参加过第一次全教会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这个材料就说明问题的真象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公开批判“两个估计”，加快高校恢复招生工作的步伐。高校恢复招生得到了全国人民衷心拥护，成为轰动一时的里程碑式的大事。你说，这是不是参与历史？

　　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中国改革的主战场刚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由于种种原因，类似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在城市体制改革中却很难推广，因为姓“社”姓“资”的争论困惑着人们。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深刻学习领会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著名论断，敏感地抓住辽宁省本溪市东明商业集团经理关广梅承包经营几家副食品商店遇到的困惑与非议这一“事件”来“小题大做”。6月12日，以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为开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经济日报》发表了消息、通讯、评论、来信等近百篇，开始了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关广梅现象大讨论”。这组报道既准确记录了关广梅在实行改革过程中取得的种种成绩，还真实地反映了她在改革中面临的阻力和困惑；并在随后通过多篇深度系列报道，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商业企业实行个人承包、租赁和租赁群体的经营方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即所谓姓“社”姓“资”的大讨论。这组报道不仅被作为“开我国深度报道先河”的案例，不仅载于中国新闻教学的教案里；而且，这场实质上关系着中国经济改革性质认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场里程碑式的大讨论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潮，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困扰人们的“姓资姓社”问题；讨论本身又推动和鼓励了经济领域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进一步的思想解放，为中共“十三大”的召开作了一定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这是不是在记录历史的同时，参与历史，引领历史？！这是新闻工作的魅力，也是新闻工作者的幸运。

　　所以，我国报业巨子史良才说：“报纸为现代史记。史记之精神鉴既往，示未来，报纸之精神亦然。故天下之新理论、新主义介绍于国民，使之习熟而不骇异，然后人之知识程度乃达于进步。”

　　所以，著名的法拉奇在她的《风云人物采访录》（3年内8次再版，全球销量超过500万册）序言中说，“有哪一种别的什么职业允许你把正在发生的历史写下来，作为它的直接见证呢？新闻工作就有这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

　　所以，具有50多年战地报道经验、报道过23场战争（不是战役或战斗）的普利策奖获得者彼得？阿奈特说：“我刚提及的战事照片将加载历史，500年后它们将和其他新闻纪录一起讲述这个世纪的历史。作为一个记者，你应该为自己的职业而感到自豪，虽然有时你会受到掣肘。即自己是神圣的职业，由古希腊开始就纪录历史，记者的报道就是历史的初稿。”

　　“新闻是历史的底稿”。这就是说，新闻报道恐怕只能是历史的素材；就像采访的记录只能是我们新闻报道的素材一样。新闻不会自然地转化为历史，新闻记者记录的新闻不会直接移植于历史学家的文本里。因为新闻是具象的，历史是抽象的；新闻营造声势，历史保持冷静；新闻追求时效，历史探索规律；新闻侧重于当下，历史注重于久远。

　　不过，新闻与历史有相同之处：都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记述；而且客观中立地记述，以彰显其公正性、真实性。然而，绝对的客观、真实，对于新闻记者也好，对于历史学家也好，都不过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状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你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价值观的人！理想，是照亮人们前行的火炬，就像夸父逐日一样，永远追不上却永远前行。

　　也许正因为如此，即使誉满天下的法拉奇也总是如履薄冰：“我每当遇到一个事件或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见时，总是焦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来进行观察、倾听、思考，以便从中理解一条蛀虫如何钻入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

　　这就是说，今天的新闻将成为明天的历史，新闻要对历史负责！

　　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变革的转型时期，总是不断出现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事物”，尤其移动互联技术使各种新媒体自媒体不断炒作出令人目不暇接的“社会热点”。一个严肃而负责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绝不能为“吸引眼球”，为迎合受众去加入“忽悠大合唱”；绝不能为追求所谓的新闻时效，进行表层而浅薄的解读；绝不能为了个人或利益集团的私利，扭曲事实的真实性。

　　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应该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理性的思考、准确的判断、客观的分析、公正的报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当然，新闻记者不是历史学家，我们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那种“宏大叙事”。但是，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一定要胸怀历史这个大局。在中国这样一个剧烈的转型国家，当记者是幸运的。一个个巨大的历史漩涡把你卷起又沉下、潜泳再升腾，你会感到一种激荡人心的、沧海桑田的历史成就感。而在北欧、澳洲等地，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社会成熟得似乎就已经没有成长的空间，整个社会很稳定，但稳定得寂静、稳定得平淡、稳定得会让一个记者窒息。

　　一些 “青史留名”的重大报道，往往作者本身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历史作用，而是恰好“撞大运”。就如同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时的名言，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一些历史事件的关键节点，需要里程碑式的报道也产生了里程碑式的报道。

　　2005年初，当时《河南商报》以总顾问的身份代理总编辑职务的马云龙，在跟跑政法口的记者聊天时偶然得知一件“奇怪”的事儿。郑州郊县荥阳一派出所排查时，抓到了一个老家在河北的强奸杀人惯犯，他供述的有一起奸杀案，河北石家庄警方却一直不予协查，只回应说案子已破，人都毙了。记者当时没在意，只是当笑话一样讲。马云龙觉得事关重大，当时就派了两个记者到河北去，开始了对这个案件进行艰苦的发掘真相的调查。在广平县公安局负责这个案件的副局长郑成月的帮助下，2月中旬《河南商报》发出了《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作为一个老媒体人，马云龙对中国新闻管理体制太熟悉了；他担心第二天上面一纸禁令，那就不能继续报道了。于是，那天晚上他在《河南商报》组版的同时，给全国200多家报纸传送这篇稿子，而且注明“欢迎转载，不收稿费”；期盼一夜之间变成全国所有媒体都关注的热点，有人想禁也禁不了了。第二天，全国上百家报纸同时刊发了这个消息，而且，网易、新浪的一天就跟贴就达七万多条。这全国第一篇关于已经被枪毙的聂树斌可能是“冤死”的报道，对于艰难地揭开聂树斌冤案真相，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聂树斌冤案的平反，又是中国现代法治史浓墨重彩的一笔。

　　尽管马云龙因为报道“出格”，曾先后被撤职4次，但只是在河南范围内才为人知晓的媒体人，而这篇《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却将被载入史册！其实，他最初的动机就是利用媒体舆论促使这个冤案早日平反，他根本没想到竟会遭遇如此强大的公权力的顽抗与打压，根本没想到会“马拉松”式地鏖战了十几年，根本没想到会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

　　在这个意义上，新闻报道能够“青史留名”，能够引领历史、创造历史，就如同科技创新的成功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结果很可能是记者策划、采访、写作时未曾想到的。

　　所以，在日常的采编工作中，我们讲深邃的历史眼光，不是整天一味地去追求“高大上”，更多的可能是将我们采写的事件、现象、问题，放在历史演进的链条中来判断：这个事件值不值得报道？这值不值得连篇累牍地报道？我确立的报道逻辑能不能成立？我的报道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会不会时过境迁而沦为笑柄？

　　因此，“让历史告诉未来”吧。

　　2012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和一些内在结构性因素，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明显减速（这一年的GDP增长率为7.8%，创13年来新低），引起西方舆论一片哗然，甚至“中国崩溃论”又沉渣泛起。这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一篇文章《中国经济不像看起来那么不稳定，但仍需改变》，得出了与西方主流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中国经济不会崩溃。就像大小轮自行车能在颠簸的道路上安然无恙地前进一样，中国经济模式善于吸收任何发展中国家前进中的颠簸。”

　　文章与当时人们常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辆高速公路上刹车不太灵的汽车不同，而是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传统的自行车。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1886年，英国探险家托马斯·史蒂文斯开启了一段不平凡的自行车旅程。他从广州出发，一路向北一直骑到千里之外的九江宝塔……虽然自行车作为中国社会标志的光环渐渐褪去，但仍然是中国经济的生动比喻。自行车只有继续前进才会稳定，负重时尤其如此。同样的话有时也能用在中国经济上。”

　　文章巧妙地以自行车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变化贯穿全文--从探险家当年受到沿途居民石头袭击，谈中国那时的封闭落后；从自行车正在被汽车取代，谈中国的历史性进步；从一些人回归自行车，谈中国的污染与贫富差距；从自行车只有继续前进才会稳定，谈中国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从传统自行车的大小轮，谈中国不平衡的经济结构；从自行车终将被取代，谈中国经济减速的必然性--给人以强烈的历史纵深感。

　　另外，在日常的采编工作中，我们讲深邃的历史眼光，还在于把历史知识蕴于稿件中，增强文章的厚重感。比如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新闻稿《人民解放军占领南阳》就是典范--

　　【新华社郑州五日电】 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在过去的一年中，蒋介石极重视南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 曼切尔在他的《新闻报道与写作》一书中写到：“没有背景材料，一篇报道是单薄的。”从上世纪中期起，解释性报道的增多成为国际新闻界的一大趋势。所谓解释性报道，就是通过大量使用背景材料来揭示引发新闻事件的各种因素的一种深度报道。

　　所谓背景，很大程度上就是历史资料。任何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回顾这一新闻事件或新闻现象相关的过去，展望未来可能发展走向，用深厚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背景来诠释新闻，让简单的报道变得生动、厚重起来。因此，背景资料的相关链接就成为新闻报道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此外，对即将发生而尚未发生的事件所作的预测性报道也大受欢迎。这种预测与前瞻，必须立足于对历史逻辑的准确把握，必须立足于对历史走向的科学分析，必须立足于对历史资料的独家解读。当然，这种预测性报道存在较大的风险。

　　不管怎么说，记者在报道新闻的同时，也在记录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