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华社衡量一个记者业务能力如何，不是看他学历有多高，人脉有多广，任什么职务，多么能吃苦，关键是看他获得社级好稿（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有多少，这是公认的硬指标。

　　社级好稿来自于“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评审委员会”。其严格、公正、公平有目共睹，多年来在业务人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说到社级好稿，很荣幸我被时任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申尊敬（后又任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吉林分社社长）盯上了。1996年5月，他致函于我，认为我是“新华社为数极少的屡获社级好稿的记者之一”，要我谈谈“屡获社级好稿的‘诀窍’”。下面是我们之间的通信。

　　张继民同志：

　　您是新华社为数极少的屡获社级好稿的记者之一，令人钦佩。我正在研读您的获奖作品，力求有所领悟。现有几个问题难以索解，请在百忙中不吝赐教。请将您的见解寄给我。

　　1.您共获得几篇社级好稿？请列出篇目、获奖时间。

　　2.您屡获社级好稿的“诀窍”是什么？

　　3.您认为写出社级好稿有无规律可循？

　　4.“撞大运”能不能“撞”出个社级好稿？

　　5.您获得的社级好稿是刻意追求的成果，还是天赐良机的产物？

　　6.社级好稿在选题、采访、写作三个环节中，哪个最重要，您如何处理这重中之重？

　　7.您认为编辑对社级好稿的产生有何作用？

　　8.其他与社级好稿有关的重要感想和高见？

　　急盼回音

　　申尊敬

　　1996年5月初于兰州

　　申尊敬同志，您好！

　　谢谢您对我的厚爱与鼓励。遵照您提出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一、从1986年至1994年间，我共获得9篇社级好稿，其篇目是：

　　1986年通讯：《今夜是除夕》（合作）。

　　1987年消息：《在超导研究上的一场举世瞩目的角逐》。

　　1989年通讯：《拉斯曼丘陵之夜》。

　　1990年消息：《我国在世界上首次直接发现脱氧核糖核酸新结构》。

　　1990年通讯：《南极，升起一颗中国星》（合作）。

　　1991年消息：《黑白胶片作彩色摄影破天荒获得成功》（合作）。

　　1993年消息：《珠穆朗玛峰边走边长》。

　　1994年消息：《我国科学家首次确认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

　　1994年消息：《我国澄清一飞蛾引发的历史错案》。

　　二、我从1981年开始当记者，干了13年后，领导分配我当编缉，这就决定我基本不能继续琢磨与写出社级好稿。我不知道我从1986～1994年9年间，每年平均获一篇社级好稿的数量，在新华社记者中排名第几？但我想，在社级好稿中，我的短稿量很突出，9篇里有7篇不超过千字。如果说我在写社级好稿上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抓科技工作中真正具有新闻价值的重大新闻，然后以短消息成篇，这是我多年习惯性操作。

　　三、一般来说，评上社级好稿有规律可循。对政治、经济等战线的报道我不大熟悉，因此我说不出在这些战线抓什么样的新闻才有可能被评为社级好稿。但在科技报道上，我觉得唯有抓大的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才有可能获得社级好稿。所谓“大”，就是所报道的新闻不仅在国内是突出的，而且具有全球意义，播发后能引起国内外关注。我采写的社级好稿中，多半具有这样的属性。

　　四、我认为“撞大运”有时也能“撞”出个社级好稿，唯物辯证法不是讲“偶然性”吗！但客观事物发展无不具有必然性，这是绝对的，任何偶然性都寓于必然性之中。归根到底，能否写出社级好稿不能靠“撞大运”。

　　五、从某种意义上说，获得社级好稿是一种荣誉，更是高水平业务能力的体现。我一直认为，我既然干上了新闻工作，就要力争干好干出高水平。有了这一思想基础，自然追求获得社级好稿便成了我的奋斗目标。还有，开始时，我刻意追求社级好稿的主观能动性很强。后来，感到采写社级好稿也不是特别难的事儿，运作就自如多了，好像总有幸运之神佑护着我前进。有人说“社级好稿可遇而不可求”。这观点未免消极了。不“求”就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就难以入门，未入门才会觉得写社级好稿神秘。

　　六、我一直把选题、采访和写作三者都看得比较重。相较而言，还是采访更为重要。一旦抓住了大的新闻，我不惜时间经营。采访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弄懂弄通所要报道的重大科学问题上。换句话说，就是围绕通俗化转。科技报道不解决通俗化问题，就很难征服读者，更谈不到产生积极影响。当然，对重大新科技成果的快速理解有赖于平时的学习和积累。

　　七、我的社级好稿没有一篇是靠上级指令要抓的典型而获得；也没有一篇借助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才获得，基本都是靠自己的新闻敏感深入基层挖掘出来。这说明在基层是可以抓到具有社级好稿水平新闻的，关键是记者能不能慧眼识珠，见微知著。我能够写出一系列社级好稿，细心想想，得益于没有参加太多的新闻发布会。我负责报道的部门——中国科协，是新闻“贫矿区”。外面的世界（那时的社会）也不像现在这么“精彩”。这就逼得我要“生存”，要有所作为，唯有理头苦干，经常自己去找新闻、挖新闻。苦干多年，勇于实践，“新闻鼻”就灵敏得多。

　　据说北京填鸭场养的鸭子不会自己找食吃。还耳闻黑龙江省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场的老虎，捕食投放在圈里的牛都困难，实质上这些表现是物种的退化。我们记者同仁中有没有类似的甚至更为严重的“退化”？我看是有的。不难设想，以这样的“退化”去写稿，出手的稿件质量必会大打折扣。如此这般，写出社级好稿会更为困难。

　　难以忘记，我能获得多篇社级好稿，不仅得益于编辑的有效帮助和领导的支持鼓励，也是其他同志协助的结果。如很有动感的《珠穆朗玛峰边走边长》好稿题目（此稿后获中国新闻奖），就是热心的姜在忠、赵卫同志和我共同议论拟定的。为了设计这个题目，那天午饭都吃晚了。

　　新华社新闻高手云集，很多同志在专业技能追求上颇有造诣，十分值得我学习。我以上体会是肤浅的，仅是一己之见，望指教。

　　张继民

　　1996年5月21日于北京

　　新华社“社级好稿”证书内容。

　　在新闻业务上，我喜欢扮演“领头羊”角色，即我率先通过新华社就某一重大新闻发出独家报道。之后首都其它报纸、央视央广追踪而来，对同一新闻加以更广泛报道。例如高温超导报道、秦大河等徒步横穿南极大陆报道、我国澄清一飞蛾引发的历史错案报道、中华版图水陆变迁惊人报道。特别是发现与论证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关键性的六篇新闻报道皆出自我手，如论证会召开、院士们高度评价、国务院批准对大峡谷重新命名、世界第一大峡谷标志点认定等等。我阅读科学论文时通过全球横向对比，率先发现雅鲁藏布大峡谷极有可能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向有关科学家通报了我的科学发现（有数篇科学家相关文字可以佐证），提出合作论证并报道，最后变为现实。

　　对重大科学新闻率先报道，也意味着介入得早，理解得透，为深入报道提供了潜力。当1990年3月，著名冰川学家秦大河乘“祖波夫号”船自南极返航，给我写来4000多字的信，回顾他与队友自南极点到和平站，穿越被称为“不可接近地区”的险情，登陆澳大利亚寄给我后，恰在他回到北京前几天收到。拆解信中文字，我以新华社通稿、新华社专稿方式连续发稿，试问谁人具有这样独家报道优势？而这一优势取得，来自于我的悉心“经营”，包括动员他夫人给以决定性帮助。

　　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批评说，有的记者获得正高职称后，就写不出社级好稿了。笔者不在他的批评之列。我获得正高职称后，仍有社级好稿呈现，如：

　　1998年通讯：《闯进原始植物区》。

　　2002年消息：《中华版图水陆变迁惊人》。

　　2002年通讯：《记者手记：企盼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