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杨妞花之前，记者为何如此担心？

沈静文

　　采访杨妞花，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

　　从北京去邯郸的火车上，我和年轻记者王雪洁心事重重。她担心的是“我们要是一起哭了怎么办”，我担心的是“我们都没哭怎么办”。

　　我当然不觉得把对面的人弄哭了才算厉害。

　　许多人见过杨妞花、问过相似的问题，我担心，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已经知道要回答什么了。

　　（一）

　　中国之声的记者出门，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两名记者完成一个采访的“奢侈”配置，是因为同方向有另一个采访，以及“老带新”的考虑。

　　到达邯郸刚过9点。

　　加上编导、摄像，我们一行四人和杨妞花约在她的美容店。

　　上午并不是美容行业做生意的好时候，我们到得比杨妞花稍早几分钟。设备架好前，她把车停在店门口，匆忙跑来。

　　坐采从自我介绍开始。

　　我简单起了个头，杨妞花就从自己如何被人贩子带走说起。

　　我见过很多胸有成竹的采访对象，她也是。采访进行到一小半时，我慢慢体会到，她的“成竹”，不是因为准备充分，而是因为，她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反复思量。

　　从5岁被拐，到31岁决心抓住人贩子余华英，再到如今又一次与余华英法庭相见，她一点点捱过充满痛和不屈的人生，她不需要为任何采访再准备什么。

　　（二）

　　坐在杨妞花面前，你很难想象她小学六年级就被迫辍学了。

　　她精确地形容被人贩子带离家乡时的生理反应，“嘴里、鼻子里都是铁锈味”；她细数自己第一次过“真正的生日”，分别有谁送了蛋糕；少女时村里人说她是“童养媳”的传言，她字斟句酌地回顾来源，说明她的判断依据；说到寻亲路上父母和子女的不同心态，她有让人屏住呼吸的敏锐与环环相扣的论述，说服力毫不逊色于受过正规逻辑训练的人。

　　真诚是最有用的技巧。

　　我们在那些微小的停顿里，抓住一点情绪的波动。

　　杨妞花寻亲成功后，曾有亲戚不了解她吃的苦。他们为命运同样坎坷的姐姐抱不平，半真半假地说姐姐“不像你衣服这么多”。

　　我打断她：“你衣服多吗？”

　　她很坦诚：“多！”

　　我再问，身上这件衣服多少钱呢？

　　她眼圈迅速红了，但又很快摆出标准的笑：“上衣是80，裤子是45。”我们仔细聊了她和丈夫的认识经历，如何通过相亲认识；当时的愣头青如何骑着一辆摩托车带她上街兜风；她如何为了避“童养媳”的嫌到处借住；这微妙的心情又如何被男友发现……苦难的生活被她咂出了一点甜，可是我们想知道，这味道到底是什么。

　　“你俩一相亲就定下了？”“是的。”

　　“他是你第一个男朋友？”“是的。”

　　“你在外打工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是的。”问到这里，杨妞花落泪了：“我从小到大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谨慎，就是希望有一天找到父母了，我不是那么差。要不然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面，变坏了，大家一定会说这孩子没娘教育，她不正经。”正如王雪洁先前担心的那样，她哭了，我也哭了。

　　许多这样的时刻，最终组成了我们的节目。

　　（三）

　　上午见面，采访拍摄一直持续到傍晚。

　　我们在杨妞花家见到了她的丈夫、三个孩子，也去了她的养父家。

　　那是收麦子的季节，聋哑的养父在地里忙着，见到妞花那一瞬间的雀跃，是那样真切。

　　记者出发前会有各种各样的假设——当年买杨妞花的是奶奶，养父真的就没有参与吗？记恨奶奶，就不记恨养父吗？

　　但当我们亲眼看到一个父亲看女儿的眼神，我们完全采信了杨妞花对养父的形容：“你给他说不清。他比划着说，既然人贩子抓到了，能不能把当时买你的那2500给要回来？”?（四）这是一个写起来辛苦的稿件，因为我们想说的事情太多了。

　　这个故事里有妞花和她的父母、姐姐，有她对余华英的刻骨之恨，有她和人贩子介绍人的交锋，有她对奶奶和养父的复杂感情，有她原生家庭和养家的人际关系，还有因为寻亲和她产生交集的警察，以及其他寻亲者。

　　写完一稿到开庭，隔了有两个多月，每次鬼使神差点开稿子，都看得直摇头，紧接着推翻重来。

　　等待开庭的日子里，我们一次次联系她。

　　她换了身份证，“杨妞花”终于成了曾用名；她的美容店扩大了规模，搬到了新的地址……她的朋友圈里很少提起曾经吃过的苦。

　　杨妞花家的小院里鸡犬相闻，女儿和妈妈比着个子高矮，小儿子抱着玩具机关枪突突射击，丈夫边收拾剩菜边辩白“并没有那么难吃”。

　　曾经的苦是真的，今天的甜也是真的。

　　回来整理采访录音，坐采的那一段有三小时。

　　三小时的最后，是杨妞花的同事跑进来，着急的声音：“你的车是不是没熄火？”杨妞花喃喃：“啊，没熄火吗？”杨妞花被写过很多次，但她并没有熟练到毫无波澜。那一天，见到等待的我们，她急得没停好车。

　　就像她说起过很多次爸爸在床前给她喂鸡腿的眼神和动作，说起过人生最美最短暂的前五年。回想记忆中深沉的父母之爱，她永远不会毫无波澜。

　　我们有幸听到她，再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