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识破假新闻的？

王淳

　　原文摘编

　　英国人在本周内的激动和疑虑是难以形容的。上星期六，市长在铜号声中在交易所宣读了关于阿利马河会战胜利的紧急报告，而在全国则流传着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全世界都受了骗。拿破仑在布洛涅向自己的军队宣布了此事，英国和法国的报纸都为这个令人兴高采烈的事件发表了社论，奥地利皇帝向法国皇帝和英国女王祝贺胜利，但是他谨慎地未提到塞瓦斯托波尔；各处举火庆祝胜利，礼炮轰响。不久我们就知道了引起这样的兴奋和欢跃的紧急报告的情况，实际上其来源是很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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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雷德克利夫勋爵并没有把这样重要的事件通知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而法国政府也没收到任何紧急报告。然而消息实在是太好了，不能不相信它，因此人们也就相信它了。虽然，第二天从圣彼得堡发来一则消息，提到了缅施科夫公爵9月26日的紧急报告，说在阿利马河会战后他正往辛菲罗波尔方向撤退，但是各报仍然认定，这是打印上的错误，发出紧急报告的真正日期是9月20日，而没有立即放弃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的这个令人高兴的假消息。不过今天英国公众清醒过来了：关于没有围攻就占领了大要塞的似是而非的消息原来是一场无情的骗局，这将使报纸以后要谨慎从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1854年10月5-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8-639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1854年10月21日第4215号第6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讯《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开头部分

      假新闻“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的产生路径分析

      上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通讯《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里的相关段落。其中第一句“英国人在本周内的激动和疑虑是难以形容的”中的“疑虑”，对应原文为“suspense”，这里并非指公众对消息的怀疑，应译为“焦虑”或“紧张”。

　　在这段话里，他们分析了愚弄英国、法国、奥地利民众的一条假新闻，即“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并对这一假新闻的产生路径进行了分析。

　　1854年10月5日，英国政府的《官报》出版“号外”，对这一消息辟谣。恩格斯当天就此撰写了这篇通讯，随后马克思对文章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文章在马克思的发稿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0月6日，7日稿件经由利物浦出发的邮轮，20日送达纽约，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作为社论和通讯发表在10月21日的报纸上。上述的两段论述取自第二部分。

　　1853年7月，俄国攻占土耳其控制的两个公国，10月土耳其被迫向俄国宣战，1854年英国、法国、撒丁王国也向俄国宣战。战争主要发生在以克里米亚半岛为中心的俄国控制的黑海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故称克里木战争。

　　1854年9月，远征克里木的英法联军向俄军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要塞--塞瓦斯托波尔推进。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恰好都在伦敦，掌握着伦敦的一手消息。恩格斯当过炮兵，有丰富的军事知识，一直密切关注战争动态。英国最早收到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来自9月28日从布加勒斯特（当时土耳其控制的城市）发往伦敦的一则电讯，内容是“联军从海陆两方面进行联合攻击后，攻占了塞瓦斯托波尔。”英国收到的第二个消息，是奥地利政府10月1日收到布加勒斯特的电讯后，由土耳其驻伦敦公使在10月3日转交《泰晤士报》的。

　　恩格斯并未轻易相信电讯，他当天研究消息的来源，运用军事知识质疑消息的真实性。

　　这一消息来自一位从君士坦丁堡到布加勒斯特的土耳其信使，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雷德克利夫勋爵此时也正在君士坦丁堡，却没有通知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此外，法国政府也没有收到任何紧急报告。不过，这一未加证实的消息仍迅速传向各国，引发了社会的激动情绪。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政府、报纸、公众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一假新闻广泛传播的原因。首先，各国政府均第一时间接受了这一消息。伦敦市长9月30日“在铜号声中在交易所宣读了关于阿利马河会战胜利的紧急报告”，法国皇帝“向自己的军队宣布了此事”，奥地利皇帝“向法国皇帝和英国女王祝贺胜利”。与此同时，各国报界并未进行事实核查，直接相信了这一消息。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伦敦《泰晤士报》至少发表了九篇社论，在这些社论里，不管是出于诚心还是假意，全都洋溢着那股欣喜若狂的气息”。尽管之后从圣彼得堡发来的俄国海军大臣缅施科夫公爵9月26日的紧急报告，只提到了这个要塞北部阿利马河会战中的俄军撤退的消息，这说明英法联军此时不可能已经攻占更远、更南部的塞瓦斯托波尔，但报纸仍然“没有放弃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的这个令人高兴的假消息”，而是认为紧急报告出现了打印错误，真正日期是20日。

　　显然，报纸在接收到不一致消息的时候，为迎合公众情绪而罔顾事实。最后，民众对战争胜利的过高期待导致对假消息的盲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英国公众“空前的轻信态度”，“只要一提起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名字，就会使得大家欣喜若狂”。

      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审视假新闻“塞尔瓦斯托波尔被攻克”

      虽然基本事实《官报》辟谣了，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重信息的比较，批评这一辟谣的“含糊其辞”与“漏洞百出”。例如，这一报告据称是9月30日下午从布加勒斯特发往英国的，但签发的日期却是9月30日晚上，这不符合时间逻辑。再如，说俄援军从200英里之外的地方调遣过来，这在时效方面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以谨慎、客观的态度面对这一消息。当时电报技术刚刚开始融入新闻业，英法联军在克里木战区几个重要地点铺设了电报线路，《泰晤士报》专门派遣了自己的记者前往克里木战场。电讯技术使得新闻的时效性更快，大大压缩了信息传递的时间。面对迅速传播的消息，他们既重视作为消息来源的各种电讯，又以批判性的态度进行审视，通过比较信息来源、运用军事知识分析电讯的具体内容来分辨新闻的真假。

　　这一来自土耳其信使的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假新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便对它持怀疑态度。在被证实是“一场无情的骗局”后，英国公众才终于清醒。马克思和恩格斯提醒道：“这将使报纸以后要谨慎从事”。他们在批评报纸时，也提到了公众的责任。

　　公众对假新闻的三个社会心理“倾向于”

　　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现象可以归纳为三个“倾向于”。

　　首先，人们倾向于相信有利信息。美国心理学研究者肖德（John Seward）和西尔弗斯（Evelyn Silvers）通过研究战争时期的报纸新闻，得出结论：“人们更愿意相信对己方有利的战争消息”。政府和公众都是在对战争胜利的期待中迷失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由于消息实在太好，以至于人们不能不相信。

　　第二，人们倾向于相信多数。除了“从众心理”外，这还是一种“身份保护认知”，即个体往往以一种支持与属于特定群体信念的方式来评估信息，坚持群体内的共同信念。恩格斯在战争开始时写道：“法国和英国报纸正大肆吹嘘这次行动”。]各国民众在群体氛围的感召下，难免对这次行动带有一种共同信念。当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报纸的报道又会加深这一共同信念。

　　第三，人们倾向于相信权威，这属于心理学上的“权威效应”。在这场骗局中，民众和各国政府，都坚信这一漏洞百出的假消息，因为伦敦市长、法国皇帝、奥地利皇帝都相信了，他们属于社会权威人士；报纸中也有带头羊，唯一的世界大报《泰晤士报》一旦跟进这条假新闻，就会有更多的其他报纸跟进。还有报纸的利润驱动，也会造成报纸工作人员无视消息中的漏洞，甚至为假新闻辩护。

　　新闻的真实性不容一丁点马虎

　　这是一则距今170年、震惊英、法、奥地利三国的假新闻。而当今的网络时代，本来应该有充足的传播技术来抑制假新闻的扩张，但实际情况似乎相反，“后真相”时代称谓的内涵竟然是假新闻越来越多且难以遏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的假新闻产生的三方面因素，至今对分析当今的网络假新闻仍有指导意义。尤其是畸形的社会心理对新闻生产的影响，立场源于事实、高于事实，使得真相难以被揭示。

　　网络数字时代，一旦有某些激愤、投机性的社会心理推动，假新闻出现的频率就会较高。这时的信息传播具有“裂变性”，网络技术难以完全控制信息的流向，而假新闻却可以产生巨大蛊惑力。还有相当多的自媒体倾向于生产混淆真与假的“事实”以收割流量。而民众接收信息时存在各自的认知偏差，往往轻易相信符合自己立场的信息，无形中推波助澜了假新闻的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假新闻产生路径的分析和批判，启示我们要懂得一些社会心理学知识，警惕畸形社会心理的冲击。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闻的真实性容不得一丁点马虎，否则最真实的部分也会让人觉得不真实。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不能根据愿望来描述事实，同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搞清楚是个别真实还是总体真实，不仅要准确报道个别事实，而且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作为职业媒体，对网络流传的新闻要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做好新闻工作。

　　（作者王淳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新闻前哨》2024年10月（上），原标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一条假新闻的产生路径》，参考文献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