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美新闻发言人谈“新闻发言”

　　石慧老师说：傅莹女士，蒙古族，曾任邓小平贴身翻译，亲历香港回归中英谈判，在2013-2017年担任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也曾担任驻英国等国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被外媒誉为“中国最美新闻发言人”的她，真正“懂东方又懂西方”，最关键的是她既有女性的细腻，能用心分析民众需求，又有大国外交官的霸气，面对外媒咄咄逼人的质问毫不逊色。

　　此处摘录来自她的著作《我的对面是你》，这也是我每次授课都会向学员推荐的书籍。

　　到现在，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新闻发言人”培训还只是让学员有半小时的准备时间、然后练习，其实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仅是在危机公关时不行，在日常发布也不可能。

　　本文摘录部分，详细记录了一个成功的新闻发布会和一个成功的新闻发言人是如何进行发布会问题搜集和准备的。书中的场景纪实也可以让未经历真实发布会场景的学员对发布会找到感觉。

　　017年3月4日中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墙上时钟的指针滑过12点08分，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已经持续了68分钟，主持人宣布发布会结束。

　　我刚一起身，许多记者就拥到发布会的台子前，高声提着各种问题，期望再得到一些回应。一般这种“无序”的场面是比较难掌控的，发言人一旦接上话头，就很容易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不仅会失去对时间的把握，人多的时候还可能导致踩踏。我看着他们，尽管面对的是一双双饱含期待的眼睛，仍然抱歉地摆了摆手，快步离开现场。

　　面对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求知、求真、求实的强烈愿望，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挑战性越来越大。

　　于我而言，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都如同一场严苛的考试，不仅在现场答问要字斟句酌，而且还有背后海量和艰苦的准备工作，这个过程有时甚至是痛苦的。每次发布会结束时总觉得如释重负，以至于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不愿去看现场的视频。

　　还记得2013年3月4日第一次步入新闻发布会现场时，能够容纳五百多人的发布厅被记者挤坐得满满的，后排和两侧也站得人挨人，电视摄像师、拍照记者架着“长枪短炮”严阵以待。突然面对如此强大的媒体阵势，我心中的压力感陡然上升，那种感受终生难忘。我的一言一语、举手投足，都被镜头盯得紧紧的，无数的聚光灯在我眼前频频爆闪，灿如星河，估计这一刻自己被拍照的次数比一辈子都多，不可能不深深感到惶恐。

　　我在发布会上虽然讲得口干舌燥，却硬是一口水都没敢喝，因为一端起水杯就会引发相机咔嚓咔嚓响成一片。对于我来讲，重要的是不能分散注意力，要保持镇定和专注，实现新闻发布会预设的传播目标。

　　到了2014年3月，我第二次做新闻发布会时，开始更加意识到把握社会焦点和学习立法知识的重要性和难度，压力感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再到第三个年头，我对于准备发布会的方式方法、思路构建和立场表述，都有了改进。经过后来不断积累经验，准备工作更加专业化，目标更加清晰，我对人大工作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和深入。

　　通常要设立一系列分工明确的工作组，负责前期筹备和大会期间的组织协调。比如，议案组负责对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进行初核、整理，提出议案建议分送、交办的初步方案，对议案、建议进行分类统计、综合分析等。秘书组负责大会议程、日程具体落实；同各代表团、秘书处各组沟通联系；负责制发会议有关证件，安排布置会场等。新闻报道组负责起草新闻报道计划，组织会议期间的重要新闻报道，组织安排新闻发布会、记者会等集中采访活动，做好记者采访会议的管理与服务工作等。

　　新闻方面的前期准备工作分两部分：一是收集问题，二是汇总回应的参考材料。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和收集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包括向媒体了解和向政府部门征询，对收集到的大量问题进行归纳整理。然后，要把这些问题反馈给政府相关部门，请他们有针对性地做出详细的反馈，包括事实如何、处理的进展如何、存在的困难是什么，以及解决的思路和办法。

　　为此，首先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座谈，包括与人大各个专门委员会座谈，与部委座谈，还要与国内外媒体座谈。

　　如何收集社会和公众关心的问题？主要是通过多场与新闻媒体机构负责人和一线记者的座谈会，对社会舆论热点、重点问题进行摸底。与政府部门的多场座谈也是收集问题的渠道，从参会部门通报过去一年工作中的重点和焦点问题中，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我注意到，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与政府部门重点施策的领域和焦点是高度重合的，从中也可以反映出中国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解决民生问题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我国在体制和机制上为此提供了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其中的重要 环节。

　　我们根据各方提出的问题，汇总和梳理出过去一年在政治、经济、民生、外交等各个领域里公众重点关注和关心的问题，汇编成册，称之为“问题大本”。比如，2017年我手头就有一本《“两会”媒体关注热点问题汇总》，共120页，囊括近700个问题，其中政治法律类问题72个，经济问题274个，社会民生问题96个，民族宗教问题4个，司法反腐问题77个，台港澳问题48个，外交国防问题128个。我们把分类整理出来的问题单子提供给相关部门。比如，环境方面的问题交给环保部和人大环资委，贸易和商业方面的问题提供给商务部，外交方面的问题则转交外交部，为各个部门在人大期间准备记者会和新闻工作时提供参考。

　　收集问题只是个开始，更重要的是如何对社会关注的这些热点问题给出权威、专业和有说服力的回应。我们在“问题大本”的基础上，精选出涉及国计民生和公众关心问题的“重中之重”，作为与相关部门座谈的基础，并且请他们提供说明材料和答问参考。各部门对此非常重视，对具体问题会进行认真的研究，在后来反馈回来的材料中，不仅有具体的建议口径，而且对问题的背景、原因、处置进展和目前存在的问题，都会做出比较详细的 说明。

　　这些反馈信息内容丰富、资料庞大，我们要设立专门的文字工作班子，负责压缩、修改、复核答问提纲，把每个条目的素材改编成50 ~ 500字的答问参考材料，必要时附上情况说明，最终汇编成《答问参考手册》。这是大会新闻准备工作的重要成果，将提供给大会代表和任何有需要的部门参考。例如，2017年的手册收录了134个问题。

　　我负责主持这一系列工作，这对后期我为自己的新闻发布会做准备很有益处，可以搭便车提前捕捉社会新闻热点，学习相关知识，为发布会的准备工作预热。尤其是那些内容丰富的座谈会，对我锁定焦点问题、了解问题背后的真实情况和构思应答要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由于人大和政协在“两会”期间的新闻工作有大量重叠，我们许多工作都是与政协的同事一起做的。我与政协新闻发言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协作关系，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和后来接替他的王国庆都来参加各项会议，有时我们会轮流主持座谈会。

　　先从知己开始：人大内部座谈

　　在为“两会”服务的一系列座谈会中，通常最先进行的是与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机关各部门进行座谈。这样安排的合理性在于，先关注“本职工作”。无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是社会公众，首先会关心一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和监督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座谈会邀请所有部门，包括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民族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等，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的秘书局、研究室、联络局、外事局、信访局、信息中心等16个单位，覆盖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对外、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

　　人大内部座谈会所涉及到的问题，通常构成其后一系列部委座谈会的“浓缩版”。例如，在2017年的座谈中，财经委提到的热点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我国外汇储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房地产调控、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和电子商务法的起草等。法工委提出的热点则涉及民法总则的制定、《网络安全法》、《证券法》的修改、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问题、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等。预工委讲了地方债、房地产税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等。港澳基本法委谈到遏制“港独”、104条释法、新一届特首选举、高铁“一地两检”，以及香港是否会重启政改等问题。环资委主要讲了2016年环保法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201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以及大家十分关心的雾霾治理。教科文卫委则谈了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二孩”政策实施情况和红十字会法修改等。民委、农委、内司委、秘书局和联络局等单位也都对自己相关领域的情况和热点进行了介绍。

　　从中不难看出讨论的广度和深度，是对全年工作的回顾和梳理。而这些问题与后来我们和部委座谈时涉及的问题有相当大的重合度。

　　当然，人大内部座谈会凸显的是“人大视角”，体现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角色和职责，关注的是立法和对执法的监督。例如，在雾霾问题上，环资委与环保部的角度会有所不同；面对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热点，财经委和法工委与发改委、央行、财政部，以及公检法都有不一样的视角。人大内部座谈会的与会者来自人大机关各部门，他们清楚人大的作用和角色是什么，重视如何通过立法和监督来履行人大的职责。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他们往往会结合这方面的最新立法进展，或者相关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等，介绍工作情况，提出对热点问题的看法和对回应社会关切的建议。

　　例如对社会上比较关心的如何切实履行监督的问题，2017年内司委的介绍让我印象深刻。在执法检查和地方调研的时候，为了确保能看到真问题、真情况，采取了各种“暗访”措施，包括不带照相机和摄像机以免“暴露身份”，为了避免“被安排”，到最后一刻再通知行程等。

　　参加座谈会的很多同事都是经验丰富的“老人大”，与他们的交流对准备“两会”的新闻工作帮助很大，他们带来各个领域热点方面的信息，同时也会一起做些深入探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做了哪些工作？如何回应社会的关切？对一些具体情况应向哪个部委了解？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困难或者棘手的问题，大家更是会一起头脑风暴，群策群力地帮助出主意。

　　总之，这场人大内部座谈就像是一场电影的预告片 -- 在进入与媒体和部委的密集座谈之前，这场座谈会让我们对大会的新闻准备更加心里有底，也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开展下一步的筹备 工作。

　　媒体的背后是老百姓：与媒体座谈

　　在人大内部座谈会之后，我们要连续举行三场与新闻单位和媒体的座谈，主要目的是了解社会公众对过去一年关注的焦点是什么，有哪些热点问题。

　　通常，媒体座谈会第一场邀请的是中央主要媒体，参加的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和法制日报等。第二场邀请的是都市综合类媒体，比如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财新杂志、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媒体。最后一场专门邀请网络媒体，包括人民网、、中国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凤凰网、澎湃网和观察者网等。出席座谈会的多是经常跑“两会”报道的记者或者媒体负责人，他们都是有备而来，既不粉饰也不回避，讨论往往是热烈和活跃的。

　　如果说，人大内部会议和部委座谈会是从治理的角度看社会热点问题，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民意、反映社会如何看当下存在的一些问题，他们谈的是如何看国家的治理和效果，媒体的关切往往反映的是公众的关切。

　　在我看来，媒体座谈会主要是帮助“大会”找问题。这有两层意思：首先是指话题和议题。有些话题是几年接续下来的，比如雾霾和反腐败；有些则是每年新出现的关注热点，比如2016年的南海问题、“十三五”规划和2017年的民法总则，尤其是社会突发事件。与媒体座谈的结果如同制作出一张“热点图”，让我们了解到社会对一些问题的关注程度和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来自不同媒体的记者谈到的很多问题是重复的，而这种“重复”恰恰是媒体座谈会的价值。一个话题被媒体重复提到的次数越多，就越说明社会关注度高，因此也越有必要给予关注和做出回应。

　　第二层意思是说，在确定话题（topic）之后更精确地锁定问题（question）。“热点图”让我们了解哪些话题是老百姓所关心的，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清楚这些话题会衍生出哪些问题。举例来说，光知道媒体今年很关注反腐败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媒体是从哪个角度来关注：是某些“大案要案”的进展，还是海外追逃追赃？是反腐败国家立法，还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话题伸展到问题这个过程，是更准确地倾听和把握民意的过程。

　　如果说了解话题需要把握“同”，摸底问题则需要关注“异”。即使大家都在注意同一个话题，但各家媒体提出的问题却是不一样的。央媒有央媒的角度，都市类媒体有都市类媒体的角度，网络媒体则有网络媒体的角度，法治或财经类媒体也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因此，考虑到媒体丰富多元的构成，三场不同的座谈会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不同的视角。

　　中央媒体来参加座谈的人通常都比较资深，有的记者已经有了多年采访报道时政新闻和“两会”的经验，提出的问题比较有高度和宏观视野，从中能感觉到他们不仅有深厚的知识储备，而且提前做好了功课。在座谈会上能提出一些犀利和“头疼”问题的，多是来自中央媒体的记者。比如有的资深记者有很好的法律知识，他们所关注的人大立法方面的问题往往也能为我日后发布会的准备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我对围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监察体制改革是否需要修宪，将来谁来监督监察委等“棘手”问题的思考，很多都是参考了中央媒体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提出的问题。

　　都市类媒体的记者则更平视和“接地气”，他们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往往可以“以小见大”，从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角度切入，提出质疑或者追问。例如雾霾、限行政策的合法性、网约车的规范、校园霸凌的预防，乃至房价、电信诈骗和个人信息泄露、医疗纠纷……这些都是都市类媒体关心的“高频”问题。

　　网络媒体的关注则更“新”、更“快”。每次和网络媒体记者座谈总是很新鲜和有意思，不仅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新角度、听到新问题，还能学到不少新词汇、新说法。记得在2016年的网络媒体座谈会上，一家网媒在列举社会热点时，提到了网上围绕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争论。说实话，在那之前我对此知之甚少，在座的很多同事和媒体朋友也感到好奇，于是就请这位记者讲了一下来龙去脉。结果发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超越了具体事件，大家更关心的是国家对大型项目的审批和监督。

　　对这样“冷门”和“小众”的问题也是需要了解的。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机构，能了解和掌握的信息都是有限的，之所以与这么多媒体座谈，就是希望知道更多我们看不到、想不到或者被忽略掉的东西。因为，在信息和网络时代，这些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转化成社会热点。互联网上用“长尾理论”来形容和说明那些“冷门”“小众”的事物也会具有很高的价值和能量。与媒体座谈能帮助我们尽可能全方位地听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声音。

　　除了“找问题”，每年的媒体座谈会也是“听建议”的好机会。如何改进“两会”的新闻工作？如何更好地管理发布会和记者会的现场？如何更加合理地安排采访证件的申请与发放？如何让“两会”代表团更加开放？如何增加新媒体和新技术在“两会”报道中的分量？各种建议层出不穷，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和建议很快就能得到落实和改进，一些涉及更深层的问题也会受到重视。当然，与会者也少不了为各自服务的媒体“游说”和“做广告”，这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各家媒体。

　　在“输入” -- 找问题、听建议 -- 之外，我们也利用媒体座谈会见缝插针地搞些“输出”，做主动宣传和澄清误解的工作。我觉得，多介绍一点情况、多做一分工作总是有益的，记者对情况了解得越充分，就越容易实现客观报道。媒体的背后是老百姓，记者对事物的认识和了解总会影响和反映到他们的报道中，进而通达到社会公众。

　　这些年举办媒体座谈会也让我对媒体在“两会”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多思考，这背后其实涉及对一个“元问题”的认识 -- “两会”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就像本章开头所说的，“两会”也是一个与人民对话的大平台，提供了一次人民-政府-人大/政协大型的互动机会。一方面，要通过这个平台，通过媒体向社会传播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也通过记者提出的问题向大会反馈公众的关切，一起督促、监督政府各部门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与记者座谈的时候常强调沟通的重要性。我也承认，不可能让每件事、每个问题都能在这里画上句号，但我们可以一起提出一个问号或者点上一个逗号。例如，对有些问题，可能我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不了，记者们可以进而在部门负责人记者会上寻求答案。而有些问题即使一时没有答案，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可能引发讨论，导致相关信息的释放，推动问题的解决。的确，有些棘手的问题短时间内很难解决，但是通过“两会”这个高度聚光的平台，可以让相关部门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公众的这些关切，也有助于将来更好地回应和解决。

　　对参加“两会”的记者和媒体来说，他们对人民群众也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社会公众对新闻报道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记者也必须做好调查研究，才能提出好的、反映人民意愿的问题，做出有意义的报道。公众期待记者和媒体具有专业精神，而只有准确和透彻地把事情搞清楚，报道才能客观平衡，才能有助于推进我们共同的事业。

　　总而言之，人大和媒体都应该是跟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人大是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能发挥作用，而媒体则是通过表达民意和传播政策发挥作用，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根据党所确定的方向和方针政策，服务于人民。

　　来自一线的信息：与部委座谈

　　在“两会”的新闻准备工作中，分量比较重的是与各部委举行的座谈会。

　　2017年，我们分别组织了八场部委座谈会，一共邀请了61家单位。参加座谈会的部门涵盖面很广。比如，这一年各界对国家经济状况非常关心，因此我们安排了两场座谈会集中邀请与经济、金融有关的部门。其中一场座谈会出席的部门包括发改委、商务部、审计署、国资委、海关总署和国家统计局，另一场座谈会出席的部门包括财政部、央行、税务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管理局。各部委都安排相关负责人出席。

　　在元旦过后的一段时间，我和政协发言人王国庆基本上整天泡在人大机关办公楼一层的会议室里，走马灯似的迎来各个部委的同事。座谈会议题密集，内容丰富，涉及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信息量相当大。每天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总觉得身体极度疲惫，头脑却异常兴奋。

　　与部委的座谈会聚焦于一年来各领域工作的重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参加座谈会的人会带来本部门按照工作的优先顺序排列的单子，我们也会通报从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的相关信息。在这样一场接着一场的座谈会中，大家围绕这些重点和焦点问题进行热烈和充分的讨论，提出看法和建议。

　　在此基础上，在随后的几周内，各部委会调动力量，整理出相关问题的背景分析和答问参考，针对许多社会关注的问题给出权威、专业的意见。他们将在限定的时间内反馈回来，以便于人大的工作机构整理和汇编。

　　如果说与媒体的座谈会能帮我们绘制一张社会热点图，那么与部委的座谈会则是共同完成一张国家发展和政策执行情况的拼图 -- 如同每个部门都带来了拼图的一个角，大家的信息聚合在一起，可以大致拼出过去一年国家发展的全貌。

　　在座谈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观察和思考：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要害是什么？如何回应公众的关切？哪些问题最好由谁来回答？哪家给的答案最有说服力？各部委代表发表的意见和讨论给我们不少提示。

　　在座谈中，也需要大致商定邀请哪些部委的负责人在“两会”期间召开记者会，建议哪些部委的负责人在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对于人民群众关心的许多具体问题，主管部委掌握最直接的信息，拥有最权威和专业的答案，如果能由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出面直接回应媒体，效果一定会很好。因此，我们会结合当年热点，与各部委来参会的负责人探讨采访安排，当然最终还是尊重各部委负责人的意见，因为他们最清楚在本领域有哪些问题会引起公众的关注，是否需要和应该以何种方式回应。

　　我们也要倾听部委的意见和需求，不断改进“两会”期间的新闻服务工作。“部长通道”的设立就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的一个创新举措。每到“两会”举行全体会议的时候，代表们和部委领导都要从人民大会堂东门或北门入场。因而，东门外的大长台阶往往成为媒体进行“埋伏”采访的“战场”，记者们都想抓住这个一年一度的难得机会，采访到关键人物。其实也很自然，记者的背后是广大人民群众，公众对鲜活的第一手信息一向有饥渴需求，这对记者是压力，也是动力。所以，每逢这样的时刻，只要看见部长或者名人，记者们就会一拥而上，连拽带扯地进行随机采访，秩序和场面有时是相当混乱的。

　　然而，“两会”是一个庄严、隆重的场合，无论对记者还是对被采访者来说，以这种方式采访总是有些不太妥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3年3月“两会”期间开始尝试新的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通往万人大礼堂的路上，设置了一条200米长的采访通道，请部委领导从这里入场。提前让记者们在走道旁架好机位等候，对走过的部委领导进行随机采访，效果不错。在随后的几年，我们不断完善服务，采访通道的成效逐渐显现，被记者亲切地称为“部长通道”。越来越多的部委领导愿意在“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公众评价也是正面和积极的，构了官民沟通理解的正循环。

　　对于我们的人民政府来说，第一时间正面回应社会关切是增进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了解和信任、赢取对政府的工作理解和支持最好和最直接的方式。我们国家的政府官员实践经验丰富，部委负责人的政治和政策水平乃至专业素养都是非常高的，很多人口才也很好。当然，与媒体打交道需要有相应的准备，如何完善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座谈会上大家经常讨论和分享经验的话题。

　　年轻人把没有准备就去参加考试，叫“裸考”。对官员来说，接受媒体采访和开记者会也相当于考试，而我们面对的是人民群众，承担的是传播党的政策和执政信息的责任，不是在表达个人意见，因此是一定不能“裸考”的。政府各部门对“两会”期间的新闻工作都高度重视，都有很强的团队，要做认真的准备。我们所收集到的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可以为他们的准备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我的信条，也是我这些年摸索出来的经验，我会把自己做记者会的经验和教训，乃至一些临场处置的技巧拿出来分享。比如，建议各部委给负责人开记者会准备的答问参考要尽量简洁，严谨繁复的书面表达不一定适合传播。再比如，建议表功的话、套话和口号大道理能省则省，尽量直接针对提问做出回应：存在什么问题？政策措施是怎样的？打算如何处理？但凡该给人民群众交代的情况，该传递的信息，就多积极、主动去释放。建议在记者会上的答问要尽量通俗 易懂。

　　我们还会向部委转达媒体的要求和意见。例如，有记者提到，如果开记者会的时候，长时间低头念稿子，大家都看不到讲话人的眼睛，这样会容易沉闷。记者会不是报告会，记者和镜头背后的公众想得到的是对他们关切的回应，我们坐在台上的人，有责任和义务把大家关心的事情讲清楚，把道理说明白，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讲话人的态度和身体语言也是重要的。作为政府官员，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面对的记者和镜头的背后是人民群众，因此，回答问题时要把自己的姿态放低，需要谦虚甚至谦恭。我们的政府与媒体不是对抗和博弈的关系，而是共同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资讯的需求，传播执政为民的政策和思想。回应公众关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需要“俯首甘为孺子牛”，而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

　　当然，官员也是凡人，会有自己的性格，在平日里是很难强求的。但是我觉得，有的官员可能对上级说话冲些，那是性格，但是对老百姓说话冲，那就是态度了。所以，在面对公众的时候要有好的态度，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放心和安心。

　　民众对官员的期待既有理性成分，也有感性成分；既“对事”，也“对人”。理性和“对事”的一面要求官员的回应尽可能专业、客观和准确，能够解答他们心中的疑问，而感性和“对人”的一面则是，希望看到我们的官员是自信、真诚和平易近人的。如果能够通过记者会或者媒体采访，让人民群众感觉到“这个官员靠谱”，“这些事儿交给他/她放心”，才能有效地实现与人民群众沟通思想和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的目标，从而不断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