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记者收入揭秘！名记者和普通记者差距竟有天壤之别

导读

　　一提到民国时期的记者，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那些名记者和他们在报界的光辉事迹。然而，当我们谈论起记者的收入时，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名记者与普通记者的收入差距，简直可以用“天壤之别”四个字来形容。

　　今天，就让我们来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看一看：名记者与普通记者的收入到底有什么区别？

　　徐铸成：民国新闻界的璀璨明星

　　徐铸成（1907—1991年），笔名荆紫、银丝、丁宁。新闻记者、报人、评论家、《大公报》总编、《文汇报》总主笔。在担任《文汇报》总编辑时被毛泽东当面称赞“你们《文汇报》办得好！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他的一生，几乎与民国新闻业的发展紧密相连，是当之无愧民国新闻界的璀璨明星。

　　收入揭秘：从平凡到卓越的薪资飞跃

　　1926年，徐铸成初入报界。在天津《庸报》创刊时发表征文，获得十元奖金作为零用，这笔薪资亦是徐铸成写作的首笔收入。

　　徐铸成的收入也有过数次调整：刚入《大公报》时的月薪为20元，而后任记者时月薪便升至40元。1929年秋，他回宜兴老家与妻子朱嘉稑结婚。一个月后接到报社老总胡政之来信，说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报社决定调他到天津工作，任津馆体育、教育版编辑，兼主编经济新闻版，月薪涨到70元。

　　此时，徐铸成的收入虽不算高，但足以维持基本生活。随着他在新闻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成为了各大报社争抢的“香饽饽”，其收入也水涨船高。

　　1932年，徐铸成二十五岁，在《大公报》担任特派记者兼驻汉办事处主任，收入显著提升。除了大公报社每月200元的工资外，他又兼职给上海、南京两家报纸发电稿，也能收入百元，再加上湖北分馆每年有一千多元的津贴，他的年收入算下来有3700元。

　　根据《银元时代生活史》披露的物价和银元购买力，民国1元≈现在的80～90元。可推算出徐铸成的年收入相当于现在29.6万元～33.3万元之间。当时的物价1元就可以买120个鸡蛋，3元就能买一石米（相当于100斤）。因此，徐铸成在当时可谓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高收入人群”，他自己也认为此时“生活颇为富裕”。

　　除了工资，徐铸成还有其他收入。1927年，他和百瑞共同翻译了一篇中篇小说，被舅父介绍到《国闻周报》，收入稿费20元。后来又听说国闻社缺一名抄写员，只需要傍晚工作二三小时，就可以得到20元的月薪，马上就答应下来。“活少钱多”的工作，不论在任何年代都令人难以拒绝。

　　民国其他记者的收入：谋生不易，“打工人”叹气

      民国记者中，徐铸成这类高收入群体毕竟是少数。在新闻界的人员构成中，普通记者占多数，这些记者的收入往往因时而异、因能力而异、因地域而异。有人曾作对联自嘲报人职业的窘迫“三十年老记者，一辈子穷光蛋”。因此，普通记者的收入与名记者相比，显得更加“接地气”。

　　据戈公振回忆，晚清到民国初年，报人的薪资最多为40元，最低只有10余元。1920年张静庐在泰东书局担任编辑时，因为书局的经济困难，每个月可以拿到20元左右，并且这些钱也并不是一次性领取的。许多通讯社容身的新闻记者收入情况更为糟糕，“一个月拿到20元的生活费，连车费在内，已经算是不错，还有甚至仅拿到10块钱一个月的”。

　　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内经济稳定和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发展呈上升趋势，报馆记者的待遇较以往也有所提升。上文提到徐铸成的高收入也是在这一阶段。而到了抗战时期，由于国民经济下滑，记者收入开始普遍走低。

　　曾经高薪的徐铸成，因为《大公报》上海版停刊，也面临失业之苦，幸得好友介绍到《国民公报》任驻沪记者，月薪为40元，聊以养活六口之家。为了生计，这一时期接的兼职只是为了赚钱养家，1938年，徐铸成的同乡储玉坤前来拜访，邀请他为即将出版的《文汇报》撰写社论。社论每日一篇，言论自由。至于报酬，则“目前因营业没有把握，暂以每篇四元计酬。俟营业发展后，改为每篇十元。我们内部职工，亦暂以四折计薪的”。

　　1935年，名记者范长江刚加入《大公报》，一个月也就15元固定工资。

　　在桂林博物馆，存有几张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青记”）的缴费存根。其中可窥见抗战时期记者的收入水平。“青记”收取会费的规定如下：

　　“月薪40元以下者每月3角，月薪40～60元者每月5角，月薪60～80元者每月1元，月薪80～100元者每月2元，月薪100～150元者每月4%，月薪150元以上者为5%。”结合会费存根，赵悔琛的工资在60～80元之间。而吕梁山分会5名会员中，有3名工资在40元以下，只有郑敬平工资在60～80元之间。赵悔琛是“青记”洛阳分会和“国新社”洛阳通讯处的负责人，时任洛阳《阵中日报》的记者，是一位优秀的战地记者。据赵悔琛的女儿宋致新回忆，她的父亲初到《阵中日报》时，每月的工资仅有20元。

　　1940年“青记”收会费的报告称：“大部分的会员散布在前线和敌后，本身他们的生活就很艰苦困难，而在后方的会员，所能收到的会费也很有限。”从整体上反映了抗战时期记者收入较低，生活艰难。

　　除了时间上造成的收入差异，记者收入也受地域和所在报刊的影响。一般在北京或是上海的报馆收入比内地高，《大公报》《新闻报》《申报》的薪资待遇要高于其他中小报馆。上海《申报》记者的收入在40元～210元之间。湖南的民营报纸如《全民日报》记者月薪为20元～30元，同时期沈阳私人报社的外勤记者工资为35～40元。

　　普通记者工资不尽如人意，却还承担繁重的工作。天津某报记者罗曼不满地抱怨道：“新闻记者生活是清苦，无时无刻都是在劳动中，普通收入只是二十块大洋左右，而且还是动摇的。”卜少夫也曾提到过新闻记者的物质生活十分痛苦，“第一流的大报，总编辑或主笔，也不过三五百元一月，至于低贱的，竟有二三十元一月，而每天从晚间八九点时起工作到翌日早晨四五点钟。”

      此刻，民国记者对于高强度的工作和低收入的吐槽，与当今年轻人自嘲为“牛马”形成了闭环。

　　后记

　　民国时期，记者的收入状况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现象。名记者凭借其在新闻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够获得相对丰厚的报酬，而对于大多数普通记者而言，他们的收入却仅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甚至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名记者和普通记者之间的收入如同少数人的璀璨和大多数人的平凡，尽管如此，记者依然坚持用笔墨记录历史，行走于时代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