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某宇坠楼案”，谈“老不信”现象的新特征和解决思路

　　文章的提纲如下，谢谢大家阅读！

　　一、为什么重大舆情的官方通报基本是可信的

　　二、早期的“老不信”现象

　　三、当下“老不信”现象的新特征、新根源

　　四、如何改善“老不信”现象？

　　近年来，地方或者部门爆发网络舆情之后，常常是通过调查通报来作为应对方式的，但是大家也注意到，一些重大舆情的通报，常常不获信任，被网民横竖挑剔，甚至使用难以证实的流言、传言来质疑通报的真实性。这就是“老百姓”变成“老不信”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并非今日才有。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并且在论坛时代迎来网络舆情的爆发之后，很多时候已经出现了 “老不信”的现象了。

　　近期的“罗某宇坠楼事件”在上了热搜之后，地方尽快发出了翔实的通报，但是遭遇了网民较大的质疑。很多质疑的证据，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言，以及一些想象中的情节。

　　一、为什么说重大舆情的官方通报基本是可信的？

　　在很多重大舆情事件的通报之后，即便一些内容让人感受到模糊的话语策略和行文脉络的反复斟酌，但是我一般是选择相信通报的基本的真实性的。

　　原因无他，在重大网络舆情爆发之后，由于往往事关民心向背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其调查处理和通报一直都是处于中央和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之下的，必要时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加以指导，乃至亲自出面调查通报，一旦地方或者部门在调查通报方面出了问题，那问责之剑随时就会落下。这种来自上层的问责压力和民意舆论压力，让地方常常如履薄冰，至于造假，代价太大。

　　即便地方可能会有隐瞒某些真相的冲动，但是中央和主管部门出于执政安全的长远考虑，对此绝不会坐视不管，更不会为地方虚假通报提供国家公信力的背书。这意味着，重大舆情事件的通报，大家即便短时间内会有所质疑，或者事情在局部地方会有出入，但是基本上它就是真相和事实。

　　再加上今天是网络时代，任何有力的反面证据一旦出现，它就会迅速成为焦点新闻。如果地方造假而主管部门有所默许，一旦未来谎言被揭露、被戳穿，那对各方面都是个灾难。

　　二、早期的“老不信”现象

　　在中国早期的网络论坛时代，舆情爆发的冲击力远比今天为大。在巅峰的时候，国内十大热点几乎都是从天涯论坛等地方爆出，不少人对此记忆犹新。

　　当时并未形成发布调查通报的例行做法，主要是由一些地方官员被动接受媒体采访作为回复，结果媒体引述可能产生歧义，加之地方官员并未认识到科学发声的重要性，出现很多“雷人雷语”，常常引爆更多舆情，引发了早期的“老不信”现象。

　　当时的老百姓不相信地方官员，还有一定的时代因素。中国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运营城市”成为很多地方普遍的做法，毋庸置疑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和发展，在相关冲突事件中卷入了利益纠纷，扮演了与民争利的不当角色，老百姓产生质疑和不信任，也是出于对于双方利益的较深认识。

　　在《人民论坛》2012年6月发表一篇文章《老百姓为什么变成了“老不信”》，指出“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还没有从现行社会制度中分享到应享的利益，政府的许多承诺没有兑现，而人们所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不少腐败和不公正”等。“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一度非常流行，较好地概括了这种社会现象，一些领导干部也由此产生不满心理。

　　三、当下的“老不信”现象新特征和两种根源

　　中国走到今天，狂飙突进的城市化时代已经进入尾声，应该说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现象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在很多重大舆情爆发的时候，“老不信”现象不光没有改善，有时候反倒非常激烈，这是有根源的。

　　尤其在当下一些舆情事件中，由于网民对于地方调查追责的通报常常认可度不高，通报一发布，就会陷身网民的质疑的浪潮中。今天的“老不信”现象，更多是源于如下两个新的因素，一是社会因素，二是技术因素。

　　1、从社会因素来看，是利益分配出现失衡：

　　当年的“老不信”现象源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利益冲突，而今天则更多是因为利益分配失衡。

　　要承认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拉开了收入差距，出现了贫富悬殊和阶层分化现象。“阶层”一词，是个敏感的词汇，很多网民对此感到分外刺眼，似乎出现了阶层，就意味着中国出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就违背了发展的初心。这也证明日常语言的经常性无力，和语言标签的心理唤起作用。人们在当代文化词库的检索中，找不到更为中性积极的词语来进行类似意义的表达，而惯于使用“阶层”这个词，但是该词又近乎“阶级”，总是引发对立和冲突的想象，并作为一个固有标签，容易唤起百姓内心的敏感。如果使用“群体利益分化”，是否更为中性？但是它的内涵并不完善，也难以涵盖“阶层”一词所附属的全部意义和知识背景。

　　如果我们认识到，社会发展了才出现了收入的分化，由此导致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出现，这意味着，阶层的分化，本来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我们今天应该认识到它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追求“绝对的公平”，是中国自古到今的百姓的理想，但是从未真正实现过。而且，阶层分化本身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今天无数的“小镇做题家”参加高考，更多的年轻人难道不是为了脱离父母的传统阶层、寄望于人生更上一层楼吗？

　　但是多年来，由于一些“二代”“三代”炫富炫耀的刺激，房价高高在上遥不可及，以及就业渐渐陷入内卷，人们生活体感日渐变得敏感，人们突然想起了“共同富裕”的政治宣示，并关注起“属于我的那一份”分配得是否公平？这么一对比，很多人惊觉少数先富者和自己已经拉开了差距。中国人自古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不公的感受激起了群体性的不满。

　　由于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绩需要和资本的扩张冲动一拍即合，在经济社会大跨步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不少发展失衡现象、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贪污腐败现象，由此地方领导干部群体形象迅速出现了污名化，并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也就是公信力危机现象。向来“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也和领导干部的关系日渐疏远，数千年来的信任同盟关系就此出现裂缝。

　　因此，当今天很多“二代”“三代”炫富引爆了拷问型重大舆情的时候，比如董某莹事件、黄杨钿甜事件等，地方或者部门领导干部主导的调查通报的可信度和公信力，无疑就大打折扣了。人们不相信那些遭遇污名的地方干部会为民代言，会认为官官相护、层层勾结，由此也殃及“罗某宇坠楼案”的可信度。

　　还在于，由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面对网络舆情的频发，陷入疲于应付状态，只追求事件的尽快平息，无从反思以推动制度的建设，由此缺乏舆论结晶和制度成果，社会治理陷入低层次的恶性循环中。

　　2、从技术因素看，是圈层化和算法导致了群体对立：

　　从中国早期网络舆情的引爆过程看，网络作为组织方式和发起方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原先处于线下社会的零散个体，经过网络技术的聚焦和放大，网络上爆发了群体的愤怒，从而成为网络舆情。

　　但是今天的网络技术，已经和早期的网络大不一样。

　　今天的网民群体，更多受到了社交软件的圈层化和算法推送机制的影响，人们被技术区隔和切割，网民迅速地分化和重组，结果出现了部落化和阶层化，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群体对立和社会撕裂。

　　比如，人类一旦上网，就会成为电子，更多人上网，就形成流量，而算法如同网络空间的流量分配机制，将不同的人归入不同的区域，如同将人类分别存入C盘、D盘或者E盘，而人类在线下社会，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却会真切感受到网络上不同区域传来的敲击声。

　　由于算法的作用，今天出现了特殊的现象，那就是你属于什么阶层、什么群体，就会接收到什么类型的信息。比如你是中高收入群体，你收到的信息更多是发展性的高质量的信息，而低收入群体，更多收到是仇恨性的低质量的信息，结果导致这样的后果：如果你是低收入群体，由于你的微信朋友圈都是收入相差不大的亲朋好友，你们收到的信息也相差不大，结果导致了群体的认同感，也出现了群体的认知和舆论，结果很容易出现一致对外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由此产生群体的怒火。

　　那么当他们看到二代、三代的炫富现象，就会爆发出群体的愤怒，并以公平正义为主要诉求。他们人数众多，会在互联网的各个平台上一呼百应，爆发出最大的愤怒声音，由此导致网络舆情的剧烈爆发。

　　关键的地方还在于，在此过程中，中低收入群体收到了一个同盟军摇旗呐喊的精神支持，那就是无数的自媒体。他们追求所谓的“网感”和悲悯情怀，实则是以提供廉价的群体情绪价值的心理学手法来吸引和圈养粉丝，然后期望有一天收割商业价值。

　　从全世界的传播形势看，仇恨性的、撕裂性的内容更容易带来流量。自媒体的文章常常挑拨群体情绪，反美反日，或者仇美仇日。这种做法，在圈层化和算法的作用下，会对某些群体产生持续的、定向的信息输送，情绪性的文字沉淀为不稳定的群体心理，愤怒情绪如同火山熔岩四处流淌，并在心底化为冰冷的带有硫磺的石头。这些传播现象，或许可以解释近年来不时出现的一些报复社会的极端事件。事端的制造者常常不能理性看待社会，可能以愤怒爆发、激情犯罪的方式结束一切。

　　这种瞬间爆发、激情犯罪的极端案例，或许是短视频泛滥的结果。这种新媒体产品在短时间内达到冲突高潮的技术特征，慢慢型塑了人的大脑，大脑回路变短，久而久之，面对问题就没有办法进行深入思考，容易以思维熔断式的、快意恩仇的极端方式来处理矛盾。

　　总而言之，上面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加剧了社会的不信任心理，导致了当下“老不信”现象有时候变得激烈。社会因素是主要因素，而技术因素只是加剧了这个效应。

　　处于圈层化、算法机制下的网络，如同巨大的高压锅，各种带着特定心理符号的信息不断升高群体情绪温度，在温度和压力达到最大的时候，舆情爆发，而官方通报的尽快发布，反倒如同打开了高压锅上的出气口，一举再次引爆了高压锅内的高压空气，由此出现了群体的愤怒和不信任的现象。

　　四、如何改善当下的“老不信”现象？

　　当下的“老不信”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地排斥，也需要我们客观看待。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人心不再铁板一块，不能再指望像传统社会那样媒体舆论一统天下、一个经验做法打遍天下。这种文化多元、阶层分化的现象，反倒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它构成了一个理性社会所需要的东西。而且，网民和民众出现的不信任心理，它是人们富裕起来之后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客观上也构成一种群众的监督和社会的监督，在现实中不无积极意义。

　　但是经常出现的“老不信”现象，毕竟会腐蚀社会公信力，因此需要重视并设法改善这种现象。

　　1、需要与时俱进地提出或者完善理论，来合理解释现实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今天的“老不信”舆情的风险来源，深刻地存在于某些传统宣传话语和政治宣示中。就是说，我们曾经的一些宣传，或许在一定程度了导致了今天的舆情风险。

　　比如，我们曾经宣传的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已成全民信仰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在宣传和传播中，少数人会将之异化地理解为绝对的公平和绝对的公平社会。但是今天出现的不平等现象，客观上与之形成冲突，由此引发了质疑和不满。

　　传统宣传是建立在当年的物质基础和客观认识之上的，但是如果拉长了时空尺度，我们今天回望过去，会发现传统的宣传，越是深入人心，在今天就越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舆情风险的唤起作用越是明显。当年的宣传，在未来的遥远时空，也就是当下，变成了“回旋镖”，打在了大家的心理上。这意味着，我们越是强调公平，反倒越会强烈地激起群体情绪。毕竟，众生平等的信仰，遭遇了当下不平等现实的挑战。

　　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来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问题。这种问题的出现，本身是和我们的理论相牵连的，也是由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所决定的。但是在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机遇期，社会又难免会把资源优先向效率那一边进行了倾斜，由此获得了大跨步的发展，但是也导致了天平的另一边，“公平”侧高高翘起，人们悬于半空，内心产生失落感，出现相对剥夺感，对于那些分走更多蛋糕的人们，产生了不满情绪。

　　但是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又的确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发展初心的结果，它会有一定的制度瑕疵，也有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但是它没有大的问题，不应承受如此强烈的愤怒代价。

　　我的看法是，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宣传和理论，难以充分地解释今天的现实社会，理论落后于实践，社会未能及时生产出与实践相匹配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或者是相关理论未能充分宣传、未能占领人心。比如，关于共同富裕，本来是个丰富立体的概念，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述，在2021年，中央也再次进行了强调。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群众更容易从字面来理解这个概念，而没有认识到，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时、同步、同等的富裕。这导致的后果是，在资本形象出现反转的当下，少数人提出要把资本的“暴利”拿过来平分，已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一种危险的“均贫富”观念。

　　如果理论跟不上现实，或者宣传未能深入人心，就难以在舆论工作中产生说服力。关键的地方还在于，由于理论出现相应的空白，民众缺乏理论的指导，碰到问题难以找到理论支撑，反倒容易对于现实产生愤怒情绪。

　　所以今天需要一些与时俱进的理论，以合理地解释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将更加有利于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

　　比如，我们该如何说服群众，社会发展确实会导致一定的贫富悬殊现象和阶层分化现象，并认识到这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过于强调公平，乃至追求绝对的公平，本身是违背社会规律的？

　　再如，该如何说服群众，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之前，不同社会群体还将不可避免地历经一个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阶段？在2021年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重提共同富裕，已经提出了“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的观念，但是问题在于，面对广大群众的大众传播，需要简单易懂，直击人心，一两个词、一两句话能说清楚，才是最佳策略，否则，群众不会记住复杂的提法，而仅仅记住重要概念的字面意思。在群众很容易将共同富裕的理解简单化的时候，能否在现阶段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之间，阶段性地提出一个各种群体“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概念，强调在共同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这些都是粗浅的看法，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到，理论如果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和支撑力不够，可能会引发群体心理的不满。

　　2、重提并弘扬“劳动致富”的光荣传统

　　其实在2021年重提共同富裕的时候，这个概念是有层次性的，是指在完善第三次分配的基础上，依然通过劳动来实现共同富裕。但是由于传播的复杂性，重墨重彩的文字反倒失去了直击人心的纯粹力量，使得这种富有层次的表达，未能深入人心。网民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依然更多地流于表面。

　　在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资本的无序扩张，经常炮制出一夜暴富的神话，再加资本追捧的新媒体，更多将暴富神话化作为浸泡人心的流量策略，由此催生出异常浮躁的崇拜金钱的社会风气。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光在物质上涤荡了传统零散的商业生态，更在价值观上，极大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社会“劳动致富”的主流信念。

　　看看今天还有多少人信仰“劳动致富”？无数的年轻人致力于通过模仿成为网红，以流量实现人生价值；大学生不再追求从基层做起、步步提升，而寄望于一步到位，完成人生逆袭；人们不再相信劳动创造美，而追求医美手术，短期内重塑容颜，从而脱胎换骨；人们不再满意自己的容貌，而是便捷地打开美颜和滤镜，以面具式的表演收割粉丝的灵魂，更关键的地方在于，没有人看到美颜和滤镜背后的道德风险，因为它在现实和虚拟之间，快速完成幻术，更有利于激发流量。

　　正是这种浮躁的社会风气，让人们在痛恨贫富悬殊的时候，也会痛恨自己不是那个一夜暴富的幸运者，并进一步导致心理的失衡，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出现系统性的信任崩塌。

　　虽然劳动致富的要求，是内嵌于共同富裕的概念中的，但是由于宣传的粗疏，未能及时地将之单独拎出来并进行深入传播，从而导致了劳动致富的传统，近年来遭遇极大的冷落。少数人甚至将劳动视为耻辱，并深信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的浪潮中，机器和智能体将取代劳动，却看不到在当下的社会里，劳动依然是社会运转的支撑性力量。

　　今天面对社会心理的浮躁、信任体系的危机，如果重提并弘扬“劳动致富”的光荣传统，这会重塑社会价值观，也让人们相信，共同富裕是需要一个劳动的过程的，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速度神话。

　　3、舆论需要重新塑造“以炫耀为耻”的青年价值观

　　今天社会的拧巴之处在于，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生活。有钱者局促，低收入者愤怒。

　　但是一些“二代”尤其是“三代”的年轻人，却无视这种社会禁忌，而以炫耀为能事。或者这种富裕生活本来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在低收入群体的眼里，成为分外刺眼的炫耀行为。

　　尤其少数“三代”在出国之后，在炫耀的时候，和网民产生了强烈的冲突，由此引爆撕裂型舆情。他们不以炫耀为耻，而以炫耀为荣，很少考虑到这种财富的获得，他们仅仅是消费者、是寄生者，但是却由此产生优越者，可以俯视众生。

　　考察这种社会现象，需要理解这种二代、三代的“代理消费”现象是一种刚需，年轻人需要以炫耀性的行为，追求在同辈中的脱颖而出，将其视为一种竞争优势，从而获得朋友圈和周围人的尊重。但是这种目标定位为朋友圈的行为，却不幸被普通网民看到，由此引爆严重舆情。

　　少数人的炫耀行为，却导致整个社会的稳定风险和信任风险，整个社会为之买单。因此，中国社会需要从舆论引导上确立一种新道德，那就是应该视炫耀为耻，尤其是全社会应该将那些炫耀父辈财富的行为视为耻辱。

　　在日本等国家，年轻人炫耀家族财富和生活方式，会成为一种人生之耻。他们追求低调的富裕生活，而害怕在公众面前露富，担心导致道德后果和舆论后果。

　　中国的舆论工作，在接下来需要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否则，炫耀行为如同刺向社会的利剑，人们一次次地感受到伤痛。

　　作者简介：

　　燕志华 博士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