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报道是什么？跟舆论监督有啥关系？

　　导 读

　　“在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命题下，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该如何转型升级？”

　　2025年2月18日，在中国记协主办的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研讨活动开幕式上，第34届中国新闻奖评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勇，抛出这一问题。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资政报道荣获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类奖项，我们或许找到了答案：向资政报道转型。

　　资政报道有啥特点？舆论监督报道如何转型为资政报道？转型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向资政报道转型成趋势

　　舆论监督，向来是主流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监督力量。

　　2022年，第32届中国新闻奖首次设立了“舆论监督报道”奖项，鼓励媒体更好地发挥监督功能。今年，第35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文件修订，明确“增强舆论监督作品的参评数量”，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对媒体舆论监督报道的支持。

　　在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的获奖作品中，越来越多的报道都呈现出资政报道的特点。据统计，资政报道，在近三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类的47件获奖作品中占比近40%。可以说，舆论监督报道向资政报道转型，已经成为一种显著趋势。

　　不少人可能要问，何为资政报道？

　　我们认为，“资政报道”，是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为终极目标的报道，为政府、行业或相关机构等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和决策依据。

　　监督报道与资政报道存在一定共性。两者都是以发现、揭示社会中存在的公共管理、民生痛点、政策执行偏差等问题为起点，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推动社会进步，都需要扎实的采访、调查和事实依据作为支撑。

　　但两者的差异更值得注意。

　　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蔡玲玲从事舆论监督报道多年，认为两者存在三点差异：

　　第一，目标不同。

　　传统监督报道主要目标是揭露问题、曝光真相、形成舆论压力，促使被监督对象“被动”整改。其成功标志往往是问题被曝光、责任人被处理、现象被遏制。

　　而资政报道核心目标是推动问题系统性解决等，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依据，成功标志是报道内容被决策层重视、转化为具体政策等。

　　第二，视角不同。

　　监督报道的视角相对集中在具体事件或者现象，深度聚焦于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

　　而资政报道的视角更宏观、更具系统性思维，将个案置于更广阔背景下考量，分析其普遍性、代表性和制度性关联，深度体现在对复杂因果链的梳理和对未来趋势的研判上。

　　第三，功能不同。

　　监督报道主要发挥“瞭望哨”“警戒器”的功能。

　　而资政报道更侧重于发挥“参谋”“桥梁”的功能，连接社会痛点与决策智慧。

　　当下，随着现代化治理进程的不断推进，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亟须进一步升级。

　　怎么转？

　　有效的“资政”往往建立在强有力的“监督”基础之上。

　　这要求媒体要做到“两手抓”——在保持报道“问题曝光”有锐度的同时，还要确保“解决方案”有深度。

　　就具体实践而言：

　　首先，在选题阶段，须判断一个监督类选题是否“适合向资政报道延伸”。

　　并非所有舆论监督报道的选题都适合转向资政报道，具有普遍性、代表性、涉及公共政策或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才适合。

　　“资政报道的选题应着眼于‘解决一个问题，推动一类进步’。”蔡玲玲认为，纯粹的个人纠纷、偶发恶性事件、已明确违法且无普遍意义的个案，可能更适合传统监督报道。

　　仔细分析近几年的资政报道，不少作品选题都是以某一个案为切入点，在全国展开此类现象调查，在揭露多方问题时，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为相关领域和部门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

　　去年，红星新闻发布的《野猪下山》报道和《“跨省闪婚”调查》系列报道，在全国范围内都收获了不小影响力。《“跨省闪婚”调查》系列报道反映的闪婚骗局这一社会问题，更是在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获得“加大力度打击婚托婚骗”的重视。

　　红星新闻编委、深度报道中心主编王涵表示，其实一开始做这两组报道时，并未刻意规定选题要向“资政报道”发展，而是在对每条新闻深入分析的过程中，逐步清晰选题延伸方向，打开新思路，不断倒逼自己“再做点什么”。

　　其次，在选题操作过程中，深入一线，追问真相，找到“病灶”。

　　“只有号准命脉，才能找到‘病灶'。”工人日报社国内新闻部主任编辑卢越认为，媒体要发挥其独特的力量，深入基层，追问真相，从多方面把握问题的本质与关键环节，真实、客观地反映情况。

　　以卢越参与采编的《让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不落空”》系列报道为例，该系列报道获第32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三等奖。

　　为多角度挖掘并呈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的现实问题，记者采访了包括外卖员、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在内的多名劳动者，从个人经历或个案切入，深入报道他们面临的最现实、最紧迫也是最突出的权益保障问题，深层次分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目前面临的症结所在，进而从完善立法等宏观制度层面，多角度探求解题思路。

　　王涵表示，红星新闻在操作资政报道时，也绝不允许记者“电采”，必须要到一线、看全面。据了解，《“跨省闪婚”调查》报道的记者，在掌握和分析多个省份上百个家庭遭遇闪婚闪离骗局后，对30多个当事家庭深入采访，前往盐城、贵阳、黔西南、六盘水等地暗访，获得婚介公司如何运作闪婚的一手内幕信息。

　　最后，在解决方案提出阶段，须联动多元主体，确保其专业性、可行性、建设性。

　　媒体角色要从“批评者”转为“建设者”，不仅要做社会问题的监督者，更要成为社会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性力量的提供者。

　　该如何确保资政报道观点扎实、建议可行？

　　卢越认为，媒体要提供多元主体对话、协商的机会与平台，搭建凝聚共识的“圆桌”，给出一些地方已在开展可作借鉴的新尝试、好举措，以增强方案的专业性。

　　王涵对此表示认同并指出，媒体还要以“协调者”角色，积极调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将一种由媒体独力开展的新闻活动转变为一种媒体主导、多方参与的治理活动。

　　比如，在完成《野猪下山》的现场采访后，红星新闻想方设法办了一个“线上论坛”，邀请到国家林草局、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专家连线，以“不说空话、套话”的原则出谋划策，形成治理闭环。

　　注意哪些问题？

　　舆论监督报道转向资政报道，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警惕边界模糊。

　　“监督报道向资政报道转型，需要明确的核心认知是：坚守主流媒体的职业性、专业性，清晰自身与智库、政务媒体的定位边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骆正林认为，资政报道强调对社会问题提供建设性意见，而非越俎代庖替代职能部门作出决策，也不能沦为单一观点的传声筒。

　　媒体应始终以客观中立的立场为前提，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梳理多元视角，既不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也不偏离理性讨论的轨道，通过严谨的事实呈现和专业的分析论证，为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同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二、平衡“监督”与“资政”的篇幅。

　　“要做好资政报道，既要守好自己的舆论监督阵地，又要提出真知灼见的建设性方案，两者篇幅不可失衡。”骆正林提醒媒体。

　　蔡玲玲进一步分析道，“监督”与“资政”篇幅或重心失衡，可能导致“监督”部分过于薄弱，使得问题揭示不清、依据不足，后面的分析建议则成了“空中楼阁”。“资政”部分过于冗长或空泛，长篇大论的理论或过于理想化的建议，脱离实际，让读者失去兴趣。

　　三、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

　　王涵认为做资政报道不能只看流量，它和热点新闻能获得的泼天流量是无法同日而语的。

　　对此，王涵建议媒体在数量和流量上“解绑”，给一部分记者做此类报道的空间。

　　也正如卢越所讲：在纷繁复杂的舆论洪流中，要做好资政报道，不能离开导向意识、离开大局中心，不能“只看树木不看森林”。需要思考如何保持定力，坚持新闻专业性，秉持正确价值观，用发展的眼光和全局的高度看待事物，推动向好向善解决问题。

　　参考资料：

　　《从中国新闻奖看舆论监督新特点》，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