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余家媒体参会，为啥这家媒体的报道能获中国新闻奖？

　　导 读

　　30余家媒体参加的一场研讨会，为何这家媒体能报出独家新闻，并获得中国新闻奖消息二等奖？

　　该报道的作者、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法制日报社编委、法治网总裁万学忠回忆、分享了创作过程与心得体会。

　　中国新闻奖是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是每个新闻人穷其职业生涯孜孜以求的荣誉。非常幸运，在我工作到第七个年头的时候，一篇600字的短消息，获得了第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这篇消息的标题是《中国成为国际反倾销最大受害者》，刊发在《法制日报》（2020年8月更名为《法治日报》）2000年8月8日一版。

　　消息是8月7日撰写的，来源于当天参加的一场规模较大的“应对欧盟反倾销研讨会”。主办方是中华工商时报社，主角是厦华、长虹、TCL等9家联合应诉的彩电企业。

　　当天有30余家媒体参加，但只有《法制日报》刊发了上述独家新闻。见报当天，就受到了时任报社副总编辑雷晓路的表扬，他说：“看了其他媒体的报道，咱们的角度最好。”之后，报社决定将此篇消息稿参评中国新闻奖，终获成功。

　　30余家媒体参加的研讨会，何以能报出独家新闻？如何能获得独家信息源？当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

　　记得研讨会结束时，已接近晚饭时间，听会听得人头昏脑涨。正准备离开，我看见几个记者围着彩电企业的代理律师傅东辉交谈，就凑上去，给傅律师递了一张名片。他一看，发现我是《法制日报》记者，很兴奋：“正想找你们。”简单交谈几句后，傅律师丢下其他记者，径直带着我来到他下榻的宾馆，围绕反倾销话题深入交流。临别时给了我一袋材料，厚厚一沓，全是关于国际反倾销的内容。

　　带着材料回到报社，顾不上吃晚饭，赶紧写稿，因为要赶在晚上9点前交给夜班编辑，否则不能保证第二天见报。夜班负责统筹各新闻版的稿件，一旦稿件交晚了，可能没版面安排，就发不出去了。在那个互联网尚不发达的年代，只有见报，才能把新闻传播出去。

　　如果不是拿到傅律师给的材料，我的新闻稿一定是围绕当天的会议主题去写，一定是围绕中国彩电企业如何应对欧盟反倾销去写。事后证明，与会各家媒体第二天的报道都是当天的会议内容。但有了傅律师给的丰富材料，我决定避开当天的会议主题，另辟蹊径，写“独家”。

　　消化那堆材料需要时间。材料太丰富了：国际反倾销历史、现状，中国面临的问题，成因、危害、应对思路等等，一应俱全。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反倾销对中国企业来讲还是很陌生的概念……有关反倾销的报道非常受人关注。

　　根据傅律师提供给我的材料，我不仅可以写成深度报道，还完全可以写个系列！但那样时间太赶了，总编室夜班等不及。于是，我调整思路：先发个消息。

　　我从上万字的材料中提炼了新闻点，结合当天会上的嘉宾发言，交出稿件：《中国成为国际反倾销最大受害者》。说句悄悄话，如果不是当天太疲惫，消息可能不止600字，应该更长些。正是这种疲惫态，成就了言简意赅的短消息。

　　其他30余家媒体第二天的报道，均是围绕中国彩电企业应对欧盟反倾销写的。而我的消息完全跳出了“彩电企业”“欧盟”，把视角放大到“中国制造”“全球”。响当当的“独家”！

　　傅律师给我的材料也没有浪费。之后，我又写了系列报道《“中国制造”遭遇反倾销》《出口产品何以频遭反倾销》《“中国制造”要敢打洋官司》。系列报道发出后，国务院参事室给我打来电话，索要更详细的材料。

　　好新闻的产生因素中，记者对信息的捕捉、提炼固然重要，但信息源更重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记者拿不到有价值的信息，无论如何都写不出有价值的新闻。

　　分析这篇获奖报道的产生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关键细节，那就是记者的身份引起了信息持有者的兴趣。换句话说，《法制日报》的牌子给记者带来了好运。傅东辉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他更愿意和法律专业媒体谈专业法律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他只把材料给了《法制日报》记者。

　　《法治日报》，有你真好！这种对报社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在我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反复涌现，成为我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当我还是报社一名实习生的时候，报道外汇黑市的稿件就能单独署名刊发一版头条。它是时任经济部副主任胡勇老师（后来任评论部主任）出的选题，陈应革常务副总编辑（当时分管经济部，后来任总编辑）签发的一版头条，而几乎所有精彩之笔都是经济部主任郑福成亲自改出；总编室主任雷晓路（后来任总编辑）值夜班精心设计版面；摄影部李松老师（后来任北京记者站站长）给配的照片……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每个人为了办好报，都愿意默默付出，无私奉献。

　　中国加入WTO当日，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接受专访，我们发“独家”；行政复议程序中首次审查红头文件合法性，我们发“独家”；中央信访督查首次邀请媒体作为督察组正式成员，我们有份；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法治分论坛，我们承办……哪一份眷顾和荣光背后，不是《法治日报》的金字招牌托举？！

　　附：《中国成为国际反倾销最大受害者》原文：

　　中国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反倾销最大的受害者。从1979年开始至今，中国产品受到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的近四百起反倾销指控，位居全球之首。这些反倾销指控给中国相关企业造成严重冲击。

　　记者从“应对欧盟反倾销研讨会”上获悉，对中国反倾销位居前列的国家和地区是美国和欧盟。由于美欧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对我大规模的反倾销构成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严重障碍。

　　从中国遭受反倾销的产品类别看，涉及到钢铁金属制品、轻工产品、机电产品、纺织品、电子产品等等。其中很多中国拳头产品在反倾销后，被完全逐出进口国市场。中国自行车对欧盟出口1991年200多万辆，1993年被征30.6%反倾销税，现已基本被逐出欧盟市场。

　　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一个间接影响是，严重挫伤了国外企业对中国投资的积极性。由于中国产品屡遭反倾销，不少投资者不得不抽回资金，转向其他国家。此外，由于大量新兴电子产品刚刚开始出口就遭到反倾销，使得中国新兴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损害。

　　记者获悉，遭遇反倾销调查的中国企业也并非“一反就死”。90年代末，我国企业连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反倾销案的胜诉，其中有上亿美元出口额的书包案、旅行箱和旅行袋案等。欧盟一律师所代理中国产品反倾销案20余起，平均每两案就有一起胜诉。

　　有关专家针对中国产品遭遇的反倾销现状，建议国内企业依法积极理性应诉；充分利用现行的有关反倾销的国际贸易规则，众志成城，积极应对；既不能有畏难情绪，也不能动辄把正常的商业问题政治化。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应当高扬反倾销这把贸易保护的利剑，依法开展反倾销调查，制止进口贸易中的倾销行为。（法制日报2000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