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如失实，我将成为报纸的罪人：多年来，想起这事仍后怕

　　（一）

　　临近下班时分，编辑部走进一列神情严肃的警察。

　　整个办公室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作为新闻人一看这阵势就知道，这是报道可能出现重大失误，上门来兴师问罪的。

　　当天的楚天都市报，在头版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身着警服值勤　脱下警服揍人  一摩托骑手被打伤进了医院》。

　　这篇报道，是我单独采访并署名的。

　　这之前，就有跑战线的记者隐约说，我们今天的报纸可能惹上大麻烦，明明是社会流氓围殴警察，报道却说警察打群众，公安正在布控抓人。

　　这是1998年4月26日，新生的楚天都市正式创刊还不到16个月。

　　当时的形势是，报纸招聘员工，首先必须有省城的户口，而我那时的户籍地还在十堰，身份只是“借调”，也是全报社唯一不具有武汉市户口的采编人员。

　　这篇报道判定的结果，毫无疑问将决定我的去留。

　　但这，并不关乎我一个人自己的荣辱。

　　那时的楚天都市报一纸风行，如日中天，在读者中已树立良好的口碑，发行量每天成万份的增长。

　　如果我的报道被认为有失实问题，不仅将给报纸的声誉造成极大破坏，也必将损害读者的信心，并挫伤整个团队的气势，甚至将会影响到报纸今后发展和努力的方向，特别是有效发挥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

　　那么，我就将成为报纸的罪人。

　　（二）

　　这一事件发生时，我们尊敬的杨卫平总编辑，当时还健在，他每日仍然忍着病痛，为报纸的发展呕心沥血。

　　那是个周末，我今天记不大清，在公安人员走进都市报的当天下午那个时刻，他在不在。

　　那时，我们的办报条件还十分的艰苦，整个采编人员，都在今省博物馆对面粤海酒店的侧楼的楼顶集体办公。

　　一进门首先是文体部，然后经济部、社会部、时事部，还有总编和校对室，一字排开，凡有人说话声音稍大一点，整个编辑部都能听见。那时还没有机动记者部以及以后才有的摄影等部门。

　　当时杨总和蔡总、曹总，胡总，还有费总都在最靠里用金属板搭成的隔间合署办公。

　　我记不得那天他们是不是都在，但我记得，在警察们走进总编们的办公室，并找来我时，同事们都盯着那扇门。

　　临近下班时间，这天又是星期日，对其他行业是人去楼空之时，但新闻人则是又一轮的刚刚开始，外出采访的记者也都纷纷赶回来写稿。

　　我走进总编室，一位教导员或是政委，用力握着我的手并和我的目光对峙了好几秒钟。

　　他高大有力，给人一看就有威严和压迫感。

　　我心想，他一定是市局篮球队的中锋。我也知道，他深深用力的一握，也是向我传达不满和示威。

　　警察向来是单刀直去的，直接谈我的报道说:这个事件明明是社会人员围殴警察，你们报道却说警察打群众。我们正在布控，抓这个殴打警察的同伙。

　　《身着警服值勤　脱下警服揍人 一摩托骑手被打伤进了医院》原文：

　　“下午脱了警服我们还在这里见面，有量你就来。”当日，一摩托骑手被说此话的人打伤，被群众送往青山区一医院就治。

　　据目击者反映，23日下午约5时，两位身着便装的警察，将一青年人拖进青山建五路一冶二公司家属大院殴打。其间，一人双手举起院内的一个腌菜坛，砸向青年人。青年人头部当即流血不止。

　　目击者说，当日上午在建五路口，许多人看到这位青年人和当时身着警服的这两位警察发生争执。

　　被打者朱xx诉说，被打是因当日上午骑摩托时没带头盔和行车证，警察要扣车引起。其中一位姓胡，胡警察怪他上次把被扣车取走后“烟不烟，茶不茶”。在上午的争执中，警察扬言“下午脱了警服我们还在这里见面”等等。

　　有关部门正着手查处此事。

　　（三）

　　但有个基本事实是，当事警察毫发无损，而先动手的“流氓”本人还躺在医院病床上。

　　那么这个摩托骑手到底是如何受的伤？

　　警方的解释是，这个受伤者是在周围社会渣子鼓动下，举起一个泡菜坛砸向我们值勤的警察，我们警察用双手护头，泡菜坛在震动时破裂，他自己伤了头。

　　这逻辑天衣无缝。

　　等他们轮流讲完，大家静下来开始听我陈述。

　　我讲着我的采访过程，我看到的和听到的。

　　我翻出采访本说，当时围观见证者，有老人有孩子，有学生，还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

　　我们社会主义教育几十年，你敢说他们都是社会渣滓和流氓（我当时的原话真的就是这样说的 ）？！

　　我这有他们的名字和门牌号码，我甚至还追访到了一个处级干部的家中，请他介绍事发过程。

　　这时，对方愣住了。

　　这排除了强加的“围观者都是社会渣滓和流氓的”说法。

　　接着我说，事件发生在一冶公司的家属院内，那个腌菜坛是被你们这个警察从第几棵树搬到第几棵树下，我都有详细记录。

　　这次事件的另一个核心是，双方到底是谁先动的手，也就是到底是谁打了谁？

　　按警方的说法，是摩托手先动手举坛子砸警察，坛子被挡破了，才伤了他自己，警察是自卫。

　　我翻到釆访医院的那—面，一字一句念我在医院手抄的病历说:

　　患者朱某后脑勺钝器伤，长几公分，侧几公分，缝合多少针……

　　然后提高嗓音说；你们刚才解释，摩托骑手受伤，是自己举坛子砸向警察时，坛子破裂，才伤了他自己，如果是这样，那这个人受伤的应该是在前额，但这破裂的坛子怎么会砸到后脑勺去？

　　显然如事发现场那个处级干部所描述的，摩托骑手先是被警察打倒在地后，然后又举起第几棵树下的菜坛子，砸在了这个人的后脑，他的伤如此之重，是这样来的。

　　当我陈述完病历和自己的分析推理，以及现场有名有姓的群众描述时，总编室整个安静下来。

　　沉默几刻，带队来的领导说，撤吧，就这样了。

　　那位高大威武的教导员或政委，走过来轻轻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回去多做教育，欢迎到我们分局做客。

　　（四）

　　蔡总曹总在他们离开后回到办公室时，什么也没有问我。我知道他们的信任，这信任比黄金都还重要。

　　以后我并没有到他们分局去做过客，但和这次带队来的市局政治处那位副处长成了朋友。

　　我心里感激，他们真的是讲道理的，在我陈述事实后，没有多余的纠缠，绝不拖泥带水，就此当场了结。

　　事实求是地说，我的报道并非无懈可击，譬如最后那句“有关部门正着手查处此事”，也不周延，这是例行的想当然，还是果真有出处？

　　若挑毛病，哪能无檞可击，全身而退呢？

　　后来听说，他们对我的表现也感震撼并由衷惊叹，也许我们互相所折服和敬佩吧。

　　坦诚说，我很幸运，而公安也抓大放小，没有过多拘泥于此。

　　我所经常交际的这座城市的公安，也从来尊重对手，哪怕是对立批评者，只要你有理有据，各为所事，台上是敌手，台下是朋友，真乃君子之风矣。

　　但多年来一想起这篇报道时，心里仍经常有些后怕:

　　若我当时采访不是这样认真，一一走访目击者并记下他们的名字，并在医院抄录下病历，同时做出砸在后脑勺的逻辑推断，我还会继续履行记者的岗位吗？

　　缺少任何一个环节，也许我早就告别武汉，灰溜溜回到了十堰。

　　新闻报道，特别是舆论监督，稍有不周，便会万劫不复。

　　这件事，缠绕了我很多年，让我须臾不敢怠慢，一直到如今……

　　（作者：张欧亚，原题《我的武汉职业生死保卫战丨欧亚忏悔录③》，转自“欧亚地理札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