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奖｜调查，何以深度？

　　中办、国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印发前后，中国新闻周刊敏锐捕捉形式主义的异化现象，横跨7省市深入调研，曝光强制使用App、工作群泛滥、过度留痕等负面案例，引发极大社会反响，助推相关地方开展多轮专项整治并取得显著成效，将舆论监督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媒体履行政治责任并实现社会效果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1月正式创刊，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为办刊宗旨，作为央媒和国内时政新闻大刊，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准确理解和坚持“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从履行央媒政治责任的高度，重视和深耕调查报道，紧盯国家治理动态，始终坚持深度调查，追求事实准确、强调分析客观、坚守社会责任、推动形成社会共识，将舆论监督转化为治理效能。

　　整治形式主义是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重点关注的时政选题之一。“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数字化背景下形式主义的新变种，与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背道而驰，深刻影响党的作风建设。这些年，中央锲而不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2024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在此背景下，中国新闻周刊厚积薄发，推出深度调查报道《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获得第35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类报道一等奖，受到业界和学界认可。

　　本文以该报道为例，以“解剖麻雀”的方法呈现周刊通过深度调查报道履行媒体责任的经验与思考。

　　□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刊发的《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报道

　　一、常关注：拆解真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国际视野、中国立场、原创诉求、专业精神”原则，始终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局出发，关注中央着力解决的基层治理难题。这种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选题视野，使得作品站在时代前沿，回应迫切的治理课题，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政策相关性。

　　中国新闻周刊关注“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个议题已有多年。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首次被推到舆论面前。而在当年，微信工作群整顿成为各地执行减负政策的微观切入点。这也成为我们此系列第一篇稿件的切入点，我们通过采写，在那篇稿件中追问“后微信工作群时代”给基层干部带来了什么影响。

　　2023年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之后我们第二次介入这个选题。同题再做，我们希望求解，从2019年到2023年，相关整顿已进行过一轮，为什么“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难治？这也就有了《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篇报道（刊发于2024年1月8日）。

　　2025年1月，上述报道刊发一年后，我们发现：部分地方整治很有效果；部分地方虽然整治了，但走入了另一个极端；部分地方看似整治，实则在应付，是数字上的减负。于是，我们推出了此系列的第三篇报道，求解地方上“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已有好转，但为了整治形式主义，部分地方出现了新的形式主义，根源为何？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基层治理困境？

　　2025年11月，多地关停并转“僵尸”政务App，背景依然是上述《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我们第四次介入这个选题，从小切口求解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为何会走向极端？政务新媒体为何陷于“出现-泛滥-整合-再泛滥”的循环？如何推动其实现从量到质的有序健康发展？

　　可以看到，围绕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一主题的四篇报道，体现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选题方法论——追索真问题，拆解真问题，常做常新。通过独到的观察视角，既能发现一些议题背后的共同母题，又能发现议题的新动态、新问题。

　　□ 中国新闻周刊公众号《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报道截图

　　二、深下去：沉下心调研

　　《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一文的基石，在于其扎实的田野调查。

　　记者的调查有深度。文章没有停留在文件解读或宏观论述上，而是将镜头对准基层干部、小学教师等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从他们的讲述中得知，他们每天要花两三个小时在各个政务App打卡，手机里有20多个政务App，存储压力大，迫于无奈，只好用专门的手机下载这些政务App。有的人提到，自己的微信里有几十个工作群，每个群都要回复、发言，十分焦虑。为了在某些政务App留痕，以显示自己做了某项工作，必须一边做事一边拍照上传，因山区信号不佳难以“留痕”，甚至要反复做这项工作拍照，直到“留痕”为止。有时候，还要为了应付“留痕”而被迫摆拍造假。

　　大家也提供了不少金句。比如，“基层干部每天要完成这些内容，很疲劳，但这些数据汇总上去，也只是一张张无用的表格”“有了工作群之后，消息总会源源不断地在各种时候来临，基层干部的周末就不是自己的了”。

　　这些细节极具冲击力和张力，让“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一概念变得可感、可知、可痛。这都是因为记者真正“俯下身、沉下心”，听到了“原汁原味”的民情民意。

　　文章的逻辑结构层层递进：用强制下载与无效打卡、耗时良久完成学习任务、排名考核的压力传导来呈现政务App的“数字牢笼”；用群组泛滥与重复劳动来呈现基层工作群的“信息洪流”；用程序性留痕取代实质工作、职责错位与资源浪费来呈现“过度留痕”下的造假困境。

　　稿件有广度。采访横跨七个不同发展水平和治理水平的省市，选取了多层级、多领域的访谈对象，避免了“以偏概全、以点带面”，使得“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不再是某个地区的个别现象，而呈现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构性困境，构建了一个立体、丰满的问题图景。

　　稿件客观公正。记者注意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和治理的渐进性，并非为了批判而批判，基层干部的表达也并非全是负面情绪，有受访者肯定了工作群在提升效率方面的优点，这些都在文中客观呈现，显示出报道的客观与平衡。

　　三、跳出来：保持思辨性

　　该报道不仅描述了现象，还努力探寻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展现了思辨性。

　　文章没有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基层干部的“懒政”或某个部门的“瞎指挥”，而是通过记者的观察、学者的分析，层层递进地探寻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复杂成因。

　　首先，文章指出了数字化改革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和“庸俗化理解”。部分部门开发政务App的初衷，并非完全出于提升基层工作效率，而是为了“完成数字化考核”或“方便自己的监督管理”，这使得一些App从诞生之初就带有“空中楼阁”的色彩。同时，对数字化的“庸俗化理解”，将其等同于推进治理现代化，而忽略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面对面的群众工作，这种认知偏差导致了工具与目标的错位。这一分析触及了政策执行中的动机与认知问题。

　　其次，文章直言“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对传统形式主义的“精致化”改造。正如学者专家所言，它赋予了形式主义更强的“强制力”。系统设定的程序化流程（如不拍照无法进入下一环节）和技术手段（如视频学习中插入答题），使得“留痕”不再是可选择的辅助手段，而是必须完成的刚性任务。这种“技术赋能”下的形式主义，更具隐蔽性和压迫性。

　　此外，文章对问题难以整治的原因也作了分析。文章提出，这不仅仅是“指尖”的问题，其根源在于部分上级部门的政策导向、考核机制以及对基层工作特点的理解有些偏颇。

　　这种思辨性、全局性的视角，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浅层批判，帮助读者看清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并非简单的工具问题，而是数字化背景下形式主义变异翻新的深层治理课题。

　　文章在结尾处直言了基层干部的心声：让技术赋能治理，而非成为负担；让干部服务群众，而非困于“指尖”。

　　四、起效果：体现影响力

　　这篇反映基层减负痛点、紧盯国家治理动态、推动形成社会共识的报道，引发基层干部广泛共鸣，取得了10万+的微信公众号阅读量。事实上，这几篇有关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系列报道，因为基于高质量调查报道，抓取其中有强烈冲击力的案例、细节，提炼标题，获得了大流量，形成涟漪效应。同时也让广大群众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进一步成为社会共识。

　　此外，报道还将舆论监督转化为治理效能。报道发表后，引发全国性政策共振。中央有关部门据此核查线索，多地开展多轮专项整治并取得显著成效。如湖北松滋市政务工作群由4471个下降至223个，下降了95.01%；政务公众号由341个下降至82个，下降了75.95%。

　　可见，这篇触碰真问题的调查稿件，凝聚了各方共识，进而形成推动改变的社会合力，实现舆论监督与社会治理的同频共振，以高质量赢得大流量，让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结 语

　　中国新闻周刊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通过推进系统性变革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近年来，周刊的《山西代县矿工死亡瞒报事件调查》《大凉山网红调查》《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管网更新：绝不仅是“修管子”》等深度调查报道引发广泛社会反响，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解决。

　　□ 中国新闻周刊刊发的《山西代县矿工死亡瞒报事件调查》报道截图

　　通过长期实践，周刊在深度调查报道领域摸索出了“常关注、深下去、跳出来、起效果”的生产链条，为实现媒体的良性舆论监督积累了一定经验，即：一方面，提高政治站位，履行媒体的政治责任，以助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以专业性为着力点，严格遵守采编规范，言必有据，科学选择样本，兼顾广泛性与代表性，在信度与效度上必须经得起反复检验。

　　未来，中国新闻周刊将继续发挥深度调查报道优势，为助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刊登于《中国记者》2025年第12期

　　原标题：调查何以深度？——以《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