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新闻访谈类作品的形态创新

　　全媒体时代，新闻访谈作为一种介于事实呈现与公共对话之间的媒介表达形态，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型。过去依托大众传播渠道、以主持人与受访者面对面交流为核心的传统访谈模式，正被更具场景化、移动化、叙事化的表达方式重新塑造。中国新闻奖也捕捉到这一变化，自第32届中国新闻奖开始，新闻访谈成为一类单独的参选作品类型，取消了电视新闻访谈和广播新闻访谈，整合为新闻访谈。在这一背景下，新闻访谈作品不仅是新闻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也是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的内容生产创新深水区。作为中国新闻业界的最高奖项，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无论是定位、特质、表达结构，还是创新模式和叙事角度都为新闻访谈的持续创新和内容深耕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和路径。本文基于第33届至第35届中国新闻奖中新闻访谈获奖作品的考察，旨在探讨新闻访谈的生产趋向与未来创新路径。

　　一、近三届中国新闻奖新闻访谈获奖作品概况

　　近三届中国新闻奖新闻访谈获奖作品共36件，每届各12件。为分析新闻访谈节目的内在传播因子及可取经验，本文首先对近三届相关作品加以概述。

　　(一)从获奖单位上来看，以省级以上新闻单位为主

　　纵观近三届相关获奖作品的刊发单位，仅有3件作品来自地级市新闻单位，其余33件均来自省级以上新闻单位，其中有10件作品来自国家级新闻单位。从获奖等级来看，一等奖作品共6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奖3件、新华社1件、黑龙江广播电视台2件；二等奖作品12件，中央级新闻单位获奖3件、省级新闻单位获奖9件(含深圳卫视)、地级市获奖新闻单位1件(为南京广播电视台作品);三等奖作品18件，中央级新闻单位4件、省级新闻单位12件、地级市新闻单位获奖2件。总体而言，省级新闻单位的强劲及中央级新闻单位在一等奖上的优势与其生产能力密切相关，这体现出主流媒体对深度内容与精品内容的持续创新，也体现出国内主要主流媒体在内容生产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从获奖作品类型上来看，产品形式多样化

　　近三届的中国新闻奖新闻访谈获奖作品中，电视新闻访谈获奖16件、广播新闻访谈获奖7件、新媒体新闻访谈获奖13件。在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通过将深度内容的多渠道传播与长内容的碎片化传播，打造全媒体产品矩阵，使新闻访谈作品在自有平台与其他平台中形成传播合力，进而扩大其传播范围。

　　(三)从获奖作品的访谈对象与话题来看，话语体系多元化

　　近三届中国新闻奖新闻访谈获奖作品访谈对象呈现多元化趋势，既有中小学生、烧烤店老板，也有国家总统、行政特首。人物多元带来了话题与视角的多元化，近三届相关获奖作品涵盖了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式现代化、科技人文等诸多话题。这些话题均指向了宏大话题，但微观人物的加入使得宏大话题具备了微观切口，打通了“官民叙事体系”，增添了重大主题叙事的可读性。如何能讲好时代主题，并使其深入人心，这是时代留给主流媒体的任务。新闻访谈作品将微观叙事与重大主题勾连，又将家国命运与个体生活相连通，既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又满足了个体层面的内容需求。纵观近三届中国新闻奖相关获奖作品，主流媒体赋予了新闻访谈时代价值、治理功能和建设性。当前，新闻访谈以其多元叙事体系的融贯、宏大话题的深度报道及热门话题的建设性探讨正成为媒介竞争的核心产品之一。

　　二、新闻访谈的生产趋向与变化态势

　　新闻访谈节目由主持人围绕某个或某些话题向新闻人物发起提问，邀请其进行现象政策解读、观点交流等，是一种综合性的新闻产品类型，带有深度报道、新闻评述与舆论监督报道等多种因素和特征。从近三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可以看出，新闻访谈在节目形态、生产场景与情感传播上出现了多重态势变化。

　　(一)议题选择：从宏大主题到可感知叙事的转化

　　近年来，新闻访谈作品呈现出显著的议题聚焦趋势。国家战略、科技突破、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等核心议题，在访谈文本中不断强化并具象化呈现。近三届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在主题结构上偏好宏大主题的可感知叙事呈现，如以国防安全与科技自立自强为代表的国家能力叙事频繁出现。如第35届一等奖作品《东部战区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中，军事行动本身并未作为孤立事件呈现，而是通过军事专家与主持人的对谈，自然而然地被嵌入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之下。在宏观战略与具体事件结合的叙事逻辑下，军事战略议题获得了可理解路径。类似的叙事方式也体现在第35届二等奖作品《对话吴伟仁：把光辉融进祖国的星座》中。

　　新闻访谈通过宏大议题向个体化叙事的转化，是以对话结构实现对复杂社会知识的公共化转换。在这一维度，访谈不再只是传播者阐释政策与事件的通道，而是成为国家叙事与公众日常经验之间的中介结构。由此，新闻机构能够在制度性框架中维持权威表达的同时，通过叙事与情感的嵌入强化受众的认同感。战略议题的集中并非简单的主题设定，而是一种经由访谈制度运作而形成的意义生产机制。

　　(二)表达方式：场景化与体验式结构的兴起

　　全媒体传播推动新闻访谈的表达从室内走向户外，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变化之一。传统访谈以座谈式、棚内式制作为主，而当前的作品则普遍强调外景、移动拍摄与生活场景的介入，使访谈更具沉浸感。第35届二等奖作品《敦煌少女常沙娜：我把记忆留给敦煌》并未依赖传统的问答模式，而是通过敦煌研究院、工作室等空间的穿梭，将受访者的生命体验与空间记忆相互交织并可视化呈现，从而构成一种具有文化现场感的访谈叙事。第33届一等奖作品《权威访谈|张扬对话王亚平：重返太空的183天》更是通过场景的换置，切换王亚平的多重身份。空间的转换既流露出更多的信息量，丰富视觉的冲击，也能够表征话题、环境与情绪的变化。

　　从“信息转述”逐渐转向“身份与场景的共同建构”的表达逻辑，更依赖视听语言、镜头语法、空间调度与人物情感的实现，其结果是访谈文本的结构性扩展，以使其能够承载更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也反映出新闻机构在创优路径中的主动调整，即通过叙事技巧与形式创新抵达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感知方式。

　　(三)传播路径：从节目成品到跨平台内容的再造

　　第33届至第35届中国新闻奖新闻访谈节目的类型呈现出了多平台、跨渠道传播的传播样态，即使是广播、电视新闻访谈也能够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媒体、跨媒体传播。自第32届中国新闻奖按照节目类型而非传播媒介设置奖项后，共有13件新媒体新闻访谈作品获得中国新闻奖，占近三届总数的36%以上。新闻访谈的传播路径正经历系统性重塑，过去的访谈节目依赖单一的广播、电视渠道，传播节奏与受众接触面均受到媒介结构限制，而当前的获奖作品普遍呈现出“全域传播”的特征，以视频、短片、文本、长图文等形态在客户端、微信视频号与新闻网站间流动，形成一种跨平台调度的内容生态。例如第35届三等奖作品《我在非洲种水稻》，采访团队瞄准新媒体传播互动，通过四川观察微博、客户端和四川新闻广播公众号推出《庆丰收活动有啥“玩法”，感动中国人物杨华德发来Vlog》新媒体产品，使其传播周期远超传统节目播出的固定时间窗口。这种多平台生长模式，使访谈内容不再是一次性成品，而成为可被多次拆解、再叙事与再分发的“内容资源”。

　　此外，新闻访谈具备话题度，可基于主新闻衍生出多种新闻形态。如新华社第35届三等奖作品《“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扬声〉第三期张扬对话冯骥》，通过新华社客户端、微博、抖音、B站等主要平台型媒体传播，作品上线后被全网置顶推送，在腾讯视频上线当日热度升速超电视剧、综艺等所有品类且位列第一。创作团队围绕主片，制作了集合视频、图文等多种表现形式的融媒体产品矩阵，针对不同平台完成精准播发，多元呈现采访中的精彩瞬间，是“一次性采集、N次加工、梯级生成”的成功实践。报道引发海内外热烈反响。在移动端优先的传播结构中，访谈未被削弱，而是借助平台算法与受众行为数据获得了新的扩散能力。全域传播的兴起，使访谈作品从节目形态转化为可持续的公共议题资源，推动了新闻机构从“节目生产者”向“内容运营者”的角色转变。

　　(四)情感传播：从情绪调动到共情建构的结构转向

　　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访谈呈现出明显的情感传播逻辑。访谈不再仅以传播信息或解释事实为核心任务，而是在传播机制中主动吸纳情绪表达、代入感建构与情感共鸣等元素。蒋晓丽等人认为，情感传播基于常见的某些情境、特定主题和叙事模式，激发个体和集体情感，引起情感共鸣，加剧情感张力，进而推动网络舆论的发展。[1]在新闻访谈中，这种情绪化结构并未导致新闻性的削弱，而是成为一种推动叙事深化与公共理解的策略性资源。总体而言，近三届的新闻访谈获奖作品凸显了主流媒体以情感传播带动信息、故事要素传播的叙事创新和生产创新。

　　获奖作品中大量呈现了这种“情感化访谈”的特征。第35届二等奖作品《青春的方向》通过呈现青年面临的成长矛盾、情绪困惑与价值选择，不仅展现了青年政策与时代责任之间的张力，更将青年主体在这种张力中的情绪状态进行具象呈现，有效强化了国家叙事的代入性表达。第33届三等奖作品《我们的现代化》围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与社区互助展开，访谈中，主持人常通过情感递进式的追问，激发受访者对总书记的记忆、农村现代化的新场景与乡村振兴的情绪表达。可见，访谈不仅局限于介绍地方治理经验，也在于构建地方共同体的情感纽带。

　　新闻访谈在提供事实、展现独特个人视角外，还进一步承担了情绪调节、情感动员的功能。此外，访谈中的情感传播不仅依赖语言逻辑，也依赖表达方式。当前的访谈作品通过温度化语言、共情式追问、人物命运的情绪弧线等方式，使访谈向情感叙事的方向发展，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表达方式。在这种情感传播机制的推动下，新闻访谈的时代价值也逐渐丰富。从传递信息转向构建情绪认同与公共共情，新闻访谈正借此在全媒体时代的传播生态中获得更稳定的发展基础。

　　三、新闻访谈的创新之道与革新路径

　　(一)从用户思维到用户参与：新闻访谈生产的受众取向转型

　　新闻访谈在全媒体时代的创优路径中越发体现出用户思维的导向，即媒体不再以“受众接受”为终点，而以“用户参与”为核心逻辑来建构内容结构。传统访谈将受众理解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在平台化传播结构下，评论区、弹幕、转发链路与算法推荐共同构成了新的参与式传播环境，使受众成为访谈内容意义生产的协同主体。

　　从叙事风格看，做好新闻访谈需要注重语态上的平等。主流媒体需摆脱传统“宣传”思维，打通官民话语融通体系。建立理解、互信，以及良性平和的官民话语正成为主流媒体的创优目标之一。从媒体角度来看，这需要媒体以小见大，讲故事而非讲道理、做新闻而非做宣传、树立“向下负责”的理念而非“向上负责”的理念。以底层叙事涵盖宏大叙事，用具体鲜活的案例激荡发展壮志。第33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作品《对话新疆救人青年：来自“石榴籽”的深情》讲述了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青年救助苗族乡亲的故事，访谈以小见大，呈现出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互帮互助的画面，践行了“石榴籽”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换言之，全媒体时代，新闻生产需要扩展对新闻的理解，让新闻从“易碎品”升级为更加持久的知识产品以延长这种产品的寿命。这种转换要求新闻工作者着眼于用户需求和用户思维，以群众视角对叙事策略做出恰当的调整，弱化时间要素，软化叙述，增强产品的有用性、趣味性和相关性。

　　(二)叙事创新的深化：从事实呈现到多层次意义结构的生成

　　叙事创新是新闻访谈作品实现“创优”的关键维度。在获奖作品的实践中，叙事方式的变化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通过场景化和体验式叙事实现意义生成的前移，使受众在访谈展开前便已处于一定的情绪或认知场域；其二，以跨时空叙事结构重构事件逻辑，通过回溯、对照与象征性意象的运用，使访谈文本具有更高的解释力；其三，以人物叙事强化抽象议题的可感属性，使国家战略、文化传承或社会治理等主题在个体生命史中获得具象呈现。

　　第34届三等奖作品《科学痴人的沙漠狂想——从0到1,中国科学家为“地球癌症”开出力学良方》，通过在沙漠与绿洲的多个场景中跟拍记录、行进式访谈，呈现大量第一现场和第一视角，营造了在场感、沉浸感，调动情感资源，提升观众认知，呈现出一位有人情味、接地气，鲜活立体、可亲可学的科学家形象。作品聚焦国之大者，从易志坚教授的个体经历出发，观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叙事，彰显在解决全球问题中的中国实力和中国自信。

　　(三)技术应用：从媒介依附到技术主导的生产格局

　　技术变革不仅改变了新闻访谈的传播路径，也在深度重塑其内容结构与生产逻辑。从当前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技术已从附属媒介转变为推动叙事结构更新与内容创新的主导因素。移动拍摄设备的普及使访谈能够进入更多元的场景，从而突破以往受限于棚内空间的表达模式；数据可视化与图像增强技术的使用，使复杂专业知识能够在访谈中以更加清晰的方式呈现；而智能推荐与多平台算法机制，则扩大了访谈作品的可见性与传播半径。

　　从新闻访谈作品创新中可以看出，新闻机构正通过技术应用不断重构新闻表达的可能性空间。借助短视频编辑、叠化镜头、转场动画与空间调度构建新的叙事节奏，使访谈在视觉表达上更具动感。第34届二等奖作品《大国人物志|张雨霏的冠军之路》以张雨霏比赛当天训练和与教练相处的独家镜头切入，用丰富的影像语言讲述她成长为奥运冠军的曲折经历。采访团队在节目整体架构、拍摄路线设计、采访灯光架设、专访场景布置、互动场景以及科技化运动场景拍摄等多方面逐一细化，保障多机位拍摄、移动摄影、延时摄影高效顺畅进行，使作品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视觉冲击力。作品在镜头与技术使用上的创新，并不在于堆叠技术手段，而是在于技术如何组织叙事、服务情绪与强化运动员形象。镜头语言在节目中并非被动记录，而是主动形成一种节奏，一种身体经验的再现方式。正是通过这样的技术策略，节目实现了从体育报道到人物深描的跨越，使竞技体育的精神世界得以在影像中被重新呈现。

　　(四)媒介化治理的嵌入：访谈作为治理理念传播与社会协调工具

　　新闻媒体因其天然具备的公共性成为现代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李良荣指出，现阶段中国传媒最主要的实践就是在社会变迁、政策变迁和媒介变迁的大背景下参与社会治理。[2]新闻访谈在全媒体时代的创优中主动吸纳了“媒介化治理”逻辑。媒介化治理强调治理行为的传播化、可视化与公众参与化，即治理过程不仅通过制度执行体现，也通过媒体呈现实现公众理解与社会协同。近年来，新闻访谈不再只是政策解读的媒介渠道，而成为治理理念表达的重要场域，其功能从内容传播延伸到社会心理疏导、公共情绪调节与治理共识建构。

　　第33届二等奖作品《“一米高度”看南京，我与城市共成长》以儿童视角切入城市治理叙事，将城市建设理念与公共服务体系，通过“一米高度”这一富有象征性的符号转译为可感、可触、可理解的政策。作品体现了深度媒介化环境中治理过程以传播为核心组织原则的典型特征，通过邀请儿童、社区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进入访谈，使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在同一传播场域中呈现，形成多主体共场讨论的交流域。将城市空间的尺度转化为公共治理的尺度，使城市的人性化、友好度与可达性等治理指标通过生活化的体验获得再呈现。这种语言转换通过传播的柔性机制推动治理理念向公众认知的渗透。

　　近年主流媒体在新闻访谈节目形态上进行了持续创新，将“圆桌会”“议事厅”贯通到节目制作中，平衡了利益多方的发言机会，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沟通氛围，同时注重将情感化叙事融入沟通之中。深度媒介化时代，治理不再发生在媒体之外，而是在媒体中被组织、协调与再生产。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显示，访谈节目已成为社会治理参与机制的一部分，既是治理信息公开的平台，又是公共情绪调节的装置，也是在多元主体之间形成共识的重要媒介接口。

　　四、结语

　　在碎片化传播时代，主流媒体对新闻访谈的投入和专注显得尤为可贵，彰显了主流媒体的担当与定力。对于主流媒体而言，要实现新闻访谈的精品持续创新，就要树立用户思维，从叙事语态及话语姿态上贴近群众；要贯通新闻访谈的传播渠道，利用播客、短视频平台等其他平台型媒体塑造访谈的品牌价值。但已然能够看出，全媒体时代，新闻访谈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由“主持人—受访者”二元结构所支撑的线性表达，而是在叙事机制与技术环境的共同推动下，形成了一种兼具公共性、情感性与治理功能的综合传播形态。无论是以国家战略与科技进步为主题的国家叙事，还是以文化记忆、民生经验、城市治理为核心的生活叙事，它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新闻访谈如何在媒介深度融入社会结构的当下，继续成为连接国家、社会与公众沟通对话的重要机制。

　　(本文为陕西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六个一批”人才项目“主流媒体精品内容生产协同创新工作坊”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蒋晓丽，何飞。情感传播的原型沉淀[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5):12-15.

　　[2]李良荣，张华。参与社会治理：传媒公共性的实践逻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36(4):31-34.

　　来源于新闻爱好者杂志(获授权转载),作者：闫 续 韩 隽；作者简介：闫续，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韩隽，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33—35届中国新闻奖审核委员会委员，第34届中国新闻奖评委。